第122章 爱国强国路，宣公第一年 (3/5)

朝鲜半岛的爱国与强国思想，始终与“抗御外侮”和“文化传承”紧密相连。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引入中国科举制度与儒家经典，以“儒教立国”凝聚族群，崔致远“虽身在异域，心向故国”的诗文，道尽侨民对家园的眷恋。高丽王朝面对蒙古入侵时，郑梦周“宁为高丽鬼，不作蒙元臣”的殉国，成为“守节爱国”的典范；而《高丽史》的编纂，以文字为故国留存记忆，本身便是爱国的实践。朝鲜王朝时期，李栗谷“经世致用”的思想，将儒学与本土“实学”结合，主张“农桑为立国之本”，其“强国”理念既包含抵御倭寇的军事准备，也注重改良农具、发展纺织的民生建设，而壬辰倭乱中，李舜臣创制“龟船”大败日军，其“以弱胜强”的战绩，让“爱国”成为全民抗敌的精神旗帜。

俄罗斯与东欧国家则在“东西方文明夹缝”中塑造家国意识。基辅罗斯时期，弗拉基米尔大公皈依东正教，以“圣索菲亚大教堂”为象征，将“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结合，此时的“爱国”便是守护“东正教家园”。蒙古西征的压迫下，莫斯科公国以“反抗鞑靼统治”凝聚力量，伊凡一世“收集全俄贡赋”、扩建克里姆林宫，实则以隐忍积蓄强国之力；伊凡四世称“沙皇”，以铁腕统一俄罗斯，其“消灭割据、建立中央集权”的举措，让“强国”与“统一”成为同义词。彼得大帝推行改革，剪胡须、建海军、办工厂，以“向西方学习”推动国家现代化，其“打开一扇通往欧洲的窗户”的决心，让“爱国”从“固守传统”转向“革新图强”；而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描写的“1812年卫国战争”，将拿破仑入侵时的全民抵抗，升华为“为俄罗斯母亲而战”的民族精神。

东欧各国则在民族独立与外来压迫的博弈中淬炼爱国情怀。波兰哥白尼以“日心说”挑战神学，既是科学突破，也暗含对“民族智慧”的自信；匈牙利裴多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诗句，将“爱国”与“争取民族独立”紧密相连。这些国家的爱国与强国思想，既带着东正教的精神烙印，也吸收了西欧的启蒙理念，在“守护民族语言”“传承本土文化”“反抗外来侵略”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

东亚与东欧的古代爱国强国思想，虽路径各异，却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在与外部文明的碰撞中坚守自身根脉，在制度革新与精神传承的平衡中追求强大。这种“守正出新”的特质，让这些地区的家国情怀既带着历史的厚重，也蕴含着应对变局的韧性。

至于东南亚地区，在热带雨林与海洋贸易的滋养中，爱国与强国思想呈现出“本土信仰、王朝认同与海洋文明”交织的独特样貌。这里的“国家”多以河流流域或岛屿集群为依托，“爱国”常与对“神王”的崇拜、对“圣山圣河”的敬畏相连，而“强国”则体现为对贸易通道的掌控、对灌溉系统的维护，以及在多元族群中维系平衡的智慧。

柬埔寨吴哥王朝时期，“爱国”与对“神王”（国王化身毗湿奴或湿婆）的信仰融为一体。吴哥窟的浮雕既描绘神话传说，也记录国王率军征战的场景，将“守护王国”与“侍奉神明”合二为一；而洞里萨湖的“灌溉奇迹”——通过水利工程调节湖水灌溉稻田，让王朝“仓廪丰实”，既是“强国”的物质基础，也被视为“神王庇佑”的证明，民众对家园的热爱，便在对神庙的虔诚与对沃土的依赖中自然生长。

泰国素可泰与阿瑜陀耶王朝，在佛教信仰中构建家国认同。兰甘亨大帝创制泰文、编纂法典，以“法治”与“佛教慈悲”治国，其石碑铭文写道“素可泰无苛政，民皆安乐”，将“强国”定义为“民众幸福”；而寺庙作为社区中心，既是宗教场所，也是抵御外敌时的堡垒，僧侣与民众共同守护寺庙的举动，让“爱国”成为超越阶层的集体行动。阿瑜陀耶作为“东方威尼斯”，通过海洋贸易积累财富，其国王“与中国通好、与伊斯兰商人结盟”的外交智慧，让“强国”不仅是军事强盛，更体现为在多元文明中找到自身位置的从容。

马来群岛的王国则在海洋贸易中孕育家国意识。马六甲苏丹国以“清真寺与港口”为双核心，伊斯兰教的传播打破部落隔阂，而“控制马六甲海峡”让这个小国成为东西方贸易枢纽，商人与水手“为苏丹守护航道”的誓言，便是最朴素的爱国表达；其《马六甲法典》既规范商业活动，也规定“国民有保卫港口之责”，将“个人利益”与“王国繁荣”直接绑定。菲律宾的苏禄苏丹国，虽以岛屿为散居地，却通过“朝贡中国”（如苏禄东王访华）强化自身认同，国王“维护岛屿联盟、保障香料贸易”的举措，让“爱国”成为维系海洋共同体的纽带。

东南亚的爱国强国思想，始终带着“水的韧性”——既如河流般扎根土地，依赖灌溉与农耕孕育家园情怀；又如海洋般开放包容，在贸易与文化交流中吸纳外来养分。吴哥窟的巨石、素可泰的佛塔、马六甲的古港，这些遗迹不仅是王朝强盛的见证，更藏着当地人对“家园”的理解：强大不是征服，而是在湿热的土地上与自然共生，在往来的帆影中守住自身的根脉，让族群的故事在雨林与海浪中代代相传。

随后，随着新航路开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的相继涌现，再到改写世界格局的两次工业革命，以及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代表的重大历史事件，人类社会在新兴生产力与制度变革的双重激荡下加速转型。从中国晚清的器物革新、辛亥革命的制度探索，到五四运动的思想觉醒、抗日战争的浴血奋战，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自力更生、改革开放的拥抱世界，直至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欧洲各国由封建制向资本主义的跨越，到全球范围内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与实践——在这一系列反抗侵略、争取独立、维护和平、迈向现代化的壮阔进程中，爱国与强国的内涵在历史积淀的基础上，不断延伸出更为多元且具体的内容，逐步形成了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专业化领域体系。

在这一时期，爱国主义和强国思想在跌宕起伏与曲折磨砺中涅盘重生，持续发展。它既传承了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又在国家统一与民族认同的进程中，让原本就深厚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愈发强劲。无论是危难当头、发展崛起，还是强国盛世之时，爱国主义都成为人们心中的“精神图腾”与“精神符号”。而无数英雄以其壮烈事迹，更让这份情怀深深融入国家、民族与人民的血脉之中。

而在这之中，除去光荣的军队战士和民众百姓个人及群体英雄的光辉事迹外，在影视和文学艺术作品中，爱国主义和爱国精神，也成为带给人们珍贵记忆，并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

在中国，自晚清以降，直至整个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爱国主义与爱国精神的形成，都经历了一段充满挫折的漫长历程。

当鸦片战争的硝烟击碎“天朝上国”的幻梦，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率先撕开蒙昧的帷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既是对强国路径的探索，也标志着近代爱国主义从“忠君”向“救亡”的转向。甲午海战中，邓世昌“撞向吉野”的决绝，北洋水师将士“与舰同沉”的悲壮，让“爱国”不再是典籍中的教条，而是用鲜血写就的誓言——此时的“强国”，首先意味着不再任人宰割。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却未能终结动荡，鲁迅笔下“阿q”的麻木、“祥林嫂”的悲苦，道尽国民精神的沉疴，而他“救救孩子”的呐喊，实则是对“精神强国”的迫切呼唤。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举“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旗帜走上街头，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阵地倡导“民主与科学”，让爱国主义与“思想启蒙”深度融合，“爱国”不仅是保家卫国，更要重塑民族精神。

抗日战争的烽火，将爱国主义推向全民觉醒的巅峰。杨靖宇“腹中满是草根与棉絮却死战不降”，赵尚志“率抗联驰骋林海雪原”，无数平民百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用血肉之躯筑起长城——此时的“爱国”是母亲送儿上战场的决绝，是商人捐尽家产支援前线的赤诚，是文人“提笔作刀枪”的呐喊。《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的激昂，《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奋起，让爱国精神通过艺术的旋律，融入每个中国人的心跳。

新中国成立后，爱国主义与“强国建设”紧密相连。抗美援朝战场上，黄继光堵枪眼、邱少云烈火焚身岿然不动，展现的是“保家卫国”的钢铁意志；“两弹一星”元勋隐姓埋名戈壁数十年，用智慧与奉献让中国挺直腰杆，诠释了“科技强国”的爱国担当。改革开放初期，深圳特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爱国实践；而今天，“脱贫攻坚”战场上的驻村书记、“航天报国”的科研团队、“疫情防控”中的逆行者，让爱国主义在新时代有了更丰富的表达——它可以是实验室里的彻夜攻关，可以是田埂上的俯身耕耘，可以是危难时的挺身而出。

进入新时代，爱国主义与爱国精神已深深融入每个中华儿女的精神血脉。在个人、家庭、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交融中，在家国一体的趋势下，它展现为各行各业的人们以报效祖国与社会为己任，积极作为、勇于奉献、不断突破自我，由此形成了具有强大激励力量的家国认同观念。

这段历程中，爱国主义始终在“挫折中觉醒，在奋斗中升华”：从“救亡图存”到“强国富民”，从“器物学习”到“制度创新”再到“文化自信”，它像一条坚韧的纽带，将个体命运与民族复兴紧紧缠绕，既带着历史的伤痕，更闪耀着面向未来的光芒。

当我们把目光放到更广阔的世界层面上，爱国主义与强国思想在不同文明、不同历史境遇中，呈现出既多元碰撞又殊途同归的复杂图景，共同推动着人类对“集体命运”与“共同价值”的探索。

在欧洲，两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彻底重塑了家国观念。一战后，“民族自决”原则催生了一系列新兴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建立，让“爱国”与“争取民族独立”紧密相连；而《凡尔赛和约》的不公，又为二战埋下隐患。二战中，丘吉尔“我们决不投降”的演说凝聚起英国民众的抗争意志，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以“为法兰西而战”的信念坚守流亡，犹太民族在集中营中“永不熄灭的希望”，让爱国主义成为反抗法西斯暴政的精神武器。战后，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成立（欧盟前身），则在“避免战争、共享繁荣”的共识中，让“爱国”开始与“欧洲一体化”的区域认同交织，展现出“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新可能。

在亚非拉殖民地独立浪潮中，爱国主义始终与“反殖民、求解放”的旗帜相伴。甘地以“非暴力不合作”对抗英国殖民统治，其“用爱与真理守护祖国”的理念，让爱国精神染上道德与信仰的光辉；尼赫鲁“印度要做有声有色的大国”的宣言，将独立后的“强国”目标与民族复兴紧密结合。非洲的“泛非主义”运动中，恩克鲁玛领导加纳独立后呼吁“非洲统一”，曼德拉在罗本岛监狱坚守二十七年，以“和解而非复仇”的姿态推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瓦解，他们的爱国情怀，既包含对本土文化的珍视，也带着对“黑人尊严”的扞卫。拉丁美洲的西蒙·玻利瓦尔“为美洲解放而战”，切·格瓦拉“用游击战解放受压迫者”的理想，让爱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的全球视野相连，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平等的精神符号。

而在全球化时代，爱国主义与强国思想又面临新的挑战与融合。美国“西进运动”中“天定命运”的扩张主义，曾将爱国与霸权绑定，而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则以“平等与正义”重构美国的爱国内涵。日本在战后经济腾飞中，“工匠精神”与“企业报国”曾是爱国的体现，而今天对“和平宪法”的坚守与反思，让其爱国思想更强调“以责任赢得尊重”。韩国“汉江奇迹”的创造，既靠民众“为国家攒外汇”的集体奉献，也离不开“韩流文化”输出中对本土传统的自信展现。

这些遍布世界的实践证明，无论肤色、信仰、制度如何不同，“爱国”的核心始终是对家园的眷恋、对同胞的责任、对集体尊严的扞卫；“强国”的目标也终究指向民众的幸福、文明的延续、与世界的和谐共处。从反抗压迫到追求发展，从民族独立到全球协作，人类对爱国与强国的探索，始终在“坚守自我”与“拥抱世界”的平衡中，书写着文明进步的共同篇章。

展望未来，爱国主义与强国思想将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科技革命与文明互鉴的浪潮中，呈现出更具包容性与前瞻性的新形态。

在科技重塑世界的进程中，“强国”的内涵将更聚焦于创新能力与可持续发展——从人工智能的伦理规范到太空资源的和平利用，从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协作到基因技术的安全管控，国家的竞争力将不仅体现为经济总量与军事力量，更在于对人类共同挑战的贡献度。而“爱国”也将突破地域界限，演变为“以本土智慧解决全球问题”的担当：中国科研人员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绿色能源技术，非洲工程师参与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欧洲科学家推动跨洲环保合作，这些行动既是对祖国科技实力的彰显，也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践行。

文明对话的深化将让爱国主义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桎梏。当年轻人通过元宇宙体验不同文明的历史，当跨国艺术展融合东方水墨与西方油画，当教育体系既强化本土文化根脉又培养全球视野，“爱国”将成为“在理解世界中认识自我”的过程——既为自己的文化遗产自豪，也懂得欣赏他人的文明结晶。强国不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而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共生：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共商共建共享”，东盟的区域一体化追求“互利共赢”，这些实践正让“强国”的荣光建立在共同发展的基石上。

个体与国家的关系也将更趋多元与主动。在“数字原住民”成为社会主力的时代，年轻人的爱国情怀可能不再通过宏大叙事表达，而是体现在为家乡直播带货助农、为国产技术突破熬夜编程、为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贡献创意等具体行动中。“强国”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而是每个个体在专业领域的精进与对社会的微小奉献汇聚的洪流——就像工匠打磨零件时的专注、教师培育学生时的耐心、医生救治病人时的仁心，这些看似平凡的坚守，实则是未来强国大厦的每一块基石。

当然，挑战依然存在：民粹主义的抬头可能撕裂共识，技术垄断可能加剧不平等，文化冲突可能消耗合作精力。但人类文明的进步史早已证明，爱国主义的底色始终是对美好家园的向往，强国思想的内核终究是让民众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未来的爱国与强国，会在守护本土根脉的同时拥抱世界，在追求国家发展的同时贡献人类，最终在“小我”与“大我”、“民族”与“世界”的和谐共生中，书写出更壮阔的文明新篇。

当我们回望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演进长卷，从古至今，在中国、欧洲各国，乃至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各文明的文学艺术大师，也是纷纷以历朝历代重要节点大事、神话传说、国家社会繁华的盛世和落没时期的腐败与黑暗，战争战役与男女情思之事，还有其他各大题材意象为背景，创作出诗词歌赋、戏曲歌剧、散文小说等一系列文学艺术作品。

在这之中，与强国与爱国领域的内容，也始终是文学艺术创作中最炽热、最厚重的主题，如同一条奔腾不息的精神长河，贯穿于人类文明的叙事之中。

这些作品或直抒胸臆，将家国情怀熔铸于字里行间。屈原的《离骚》以“上下而求索”的执着，叩问着家国命运的前路；杜甫的“三吏三别”用血泪记录安史之乱的疮痍，字里行间皆是对苍生的悲悯与对社稷的忧思。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的《神曲》借地狱与天堂的隐喻，批判教会腐败，呼唤民族统一；拜伦的《唐璜》以讽刺笔触揭露战争的荒谬，却在字缝里藏着对自由与祖国的赤诚。

或借景抒情，让山河大地成为爱国精神的载体。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的豪迈，既是对自然奇观的赞叹，更暗含对盛唐气象的自豪；陆游“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的追忆，将个人壮志与家国山河紧密交织。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笔下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在逆境中传递的乐观，实则是对祖国未来的坚定信念；聂鲁达的《二十首情诗与绝望的歌》，看似写爱情，实则将对智利土地的眷恋融入每一行诗句，让“爱国”成为最深情的告白。

或通过故事与形象，让爱国与强国的精神具象化。关汉卿的《窦娥冤》借民女的悲剧，控诉社会不公，暗含对“清明之世”的向往；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以国王御驾亲征的故事，塑造出为民族荣誉而战的英雄群像，既歌颂勇气，也反思战争的代价。现代文学中，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保尔·柯察金“为人类解放而斗争”的誓言，将个人奋斗与无产阶级强国理想结合；巴金的《家》《春》《秋》，通过封建家庭的崩塌，呼唤着一个充满自由与尊严的新中国，字里行间皆是对“强国”的另一种诠释——打破桎梏，让每个生命都能舒展生长。

从古希腊的史诗到现代的影视创作，从敦煌壁画中的戍边场景到好莱坞电影里的英雄史诗，这些作品从未停止对“何为家国”“何为强大”的追问。它们既是时代精神的镜子，映照着不同文明对爱国与强国的理解；更是精神的火种，让那些关于忠诚、担当、牺牲、奋进的价值，跨越时空传递下去，成为滋养每个民族灵魂的养分，也让人类对“更好的国家”“更美的家园”的向往，永远在艺术的世界里生生不息。

话说，王嘉这小子，在这几天，其学习和研究的方面，也由原先那方面领域，向他的老师左丘明丘明先生和他的那几位师哥师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与爱国强国领域密切相关的着作典籍，还有其他一系列相关作品方面进行转变。

而他呢，也是在同他的那几位师哥师姐在完成书库对应区域的部分竹简卷帛书籍的整理工作后的短暂休息中，开始暗暗思考这一方面的内容来。

午后的阳光透过书库的窗棂，在摊开的竹简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王嘉指尖划过一片记录着管仲相齐的竹片，耳边还回响着师哥们方才争论的余音——大师兄说“尊王攘夷”是乱世中最务实的爱国，三师姐却觉得孟子“民为贵”才是强国的根本，吵到最后，还是左丘明先生一句“兼听则明”才算作罢。

他悄悄摸出怀里藏着的半块干饼，边嚼边望着墙角那堆刚整理好的《诗经》残卷。前日帮二师哥修补《小雅·采薇》，那句“靡室靡家，猃狁之故”总在脑子里打转——原来早在几百年前，士兵们的乡愁就和对家国的守护缠在了一起。他忽然想起去年跟着先生去曲阜，看到孔庙碑刻上“苟利国家，不求富贵”那八个字，当时只当是寻常训诫，此刻再想，倒像是有股劲儿从竹纹里钻出来，挠得人心头发热。

“王嘉，发什么呆呢？”三师姐抱着一摞新简走过，见他盯着空竹笈出神，笑着用简册敲了敲他的脑袋，“是不是在想，咱们整理这些旧书，算哪门子爱国？”

王嘉脸一红，慌忙摆手：“不是不是，我是在想……屈原大夫写‘虽九死其犹未悔’，和咱们此刻修补典籍，是不是差不多的意思？”

这话倒让三师姐停下了脚步，她蹲下身，指着身旁那卷《国语》中“勾践灭吴”的篇章：“你看这会稽山下，百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有人披甲上阵，有人织布纳粮，还有人像咱们这样，把战败的耻辱、兴国的谋划一笔笔记下来。你说，哪种不算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