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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懒散称为落拓是最要不得的。徐志摩认为由于自己从小受家人宠爱，长大后又没有听到过丝毫的激刺话，而且受到不良风气的熏陶，就养成一种恶习气，懒惰散漫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徐志摩生平最烦的就是一个懒字。在家里时，母亲就时时督促他，劝他不要把自己的一生给懒了过去。因此，他发誓，从此以后，打起精神，以杀懒虫。

第一部分

才情少年

意气方新

徐志摩每天所思所想的英锐透辟，是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

读梁启超的《意大利三杰传》，使徐志摩血气沸腾。过去，他总认为英雄之所以是英雄，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注定了要顶天立地，平常的凡夫俗子是无法望其项背的；到美国后他却认为英雄所以与众不同，就在于他们能够保持往一股干劲，持之以恒，勇往直前。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能够战胜自己的人，才是不可战胜的人。至于那些自贬志气、拘于平庸的人是自求为平庸。徐志摩说自己意气方新，桓桓如出栅之虎，岂能甘做庸常之辈？

徐志摩以为千古英雄圣贤能成就宏图霸业，一定是有所凭借。可以凭借才学和运气，但真正凭借的是至诚。天能化，地能造，是因为至诚，至诚然后达到运金石穿的地步。至诚就是根本。建立了根本，就有了道路。所以他愿意在这个沧海横流的世界，宣传良知学说。

文正曾说过：“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天分高的人是不肯折节的，性气傲的是不肯下人的，而那些欠修养的人，走到极端就会满怀荆棘，乖戾蹇诟，如果这样就不是大度气量了。成就事业的人应以国家为先，以育才为业。比自己有才能的，要亲近和敬仰他们，向人家学习。“一以成人，一以自成，此乐天知命之道也。”因此，立志有成的人要自爱，同时也要有天下之心。

29日，徐志摩在读梁启超的《新民说》、《德育鉴》时，喜惧愧感，一时交集。记得贾宝玉读过薛宝钗的《螃蟹咏》后说：“我的也该烧了！”徐志摩在读过恩师忧国忧民的文章后情不自禁地也说：“弟子的也该烧了！”还好，因为知道就有了良知，知过就能致知，徐志摩发愤要图强。

徐志摩正是以这种意气方新的精神投入到学习中去的，在异国他乡同样显示了他那超群的才华。他在克拉克大学学习了三个学期，学习的课程有：三科历史学课程《欧洲现代史》、《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1789年后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外交及国际政治》；两科经济学课程《商业管理》、《劳工问题》；还有两科法文课程、一科西班牙文、一科心理学和两科社会学。课程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心里、语言等领域。此外，他曾到康乃尔大学夏令班修了四个学分。1919年6月，23岁的徐志摩以优异的成绩在克拉克大学毕业，并获该校一等荣誉奖。同年9月，徐志摩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修硕士学位，倾心于政治、劳工、民主、文明等问题的研究。在此间，徐志摩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1920年9月，徐志摩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学位论文题目为《论中国的妇女地位》。

仅仅两年时间就获得了硕士学位，徐志摩无疑投入了极大的精力，整天忙于听课、记笔记和考试，这是他生命中最沉重的一个时期，也是他真正接受系统教育的时期。据李济之说，徐志摩初到美国时英文不好，但肯下功夫苦学，所以进步神速。他在一年半之内取得学士学位，且为一等荣誉学位，已经够快的了。更快的是，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就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

政治热情高涨的徐志摩在学习之余，常常参加各种活动。在克拉克大学时，他就加入了陆军训练团接受军事训练，他还和李济之一起参加了哈佛大学的中国学生国防会。1918年12月中旬，徐志摩他们到哈佛大学游玩三日，结识了吴宓、梅光迪、赵元任等中国留学生。关于国防会的性质，吴宓是这样解释的：“先是民国四年5月9日，中国政府屈服于日本，承认其五项二十一条以后，在波士顿城之中国留学生，痛愤‘国耻’，遂有‘中国国防会’之组织。‘国防会’之名，易滋疑问及误解。盖该会并非欲直接自办练兵购械之事，只欲唤醒国人，团结民众，共事抵抗外国之侵略与凌逼，以救亡图存而已。故国防会，实即‘救国会’之别名。入会者，皆留美学生中之优秀分子，确实热心爱国者。”

徐志摩像吴宓等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一样，急迫地阅读、研究和吸收一切西方的新知识，几乎西方的每一种思想、学说和主义，他都涉猎，一度他还被留学生们称为“布尔什维克”。怪不得多年后，一位朋友总结徐志摩时，有“感情之浮”和“思想之杂”之语。不过，那时对他真正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尼采的哲学和罗素的思想。

尼采和罗素深深吸引了少年得志的徐志摩，成了有着浪漫性灵的他的精神慰藉。

对让他着迷的尼采，徐志摩说：“我仿佛跟着查拉图斯脱拉登上了哲理的山峰，高空的清气在我的肺里，杂色的人生横亘在我的脚下。”虽然徐志摩并没有弄懂尼采的整体哲学思想，但却从中吸取了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向上精神。他常读尼采的著作，以鼓励自己不断前进。“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尼采的这句话总是让他从懊丧悲哀中崛起。尼采颂扬的个人奋斗精神也被他视为是个人生存的关键。

徐志摩很快就从对尼采的信奉转到对罗素的敬仰。罗素是英国的哲学家、剑桥大学的教授，当时正是世界所瞩目的哲学明星。徐志摩对罗素的崇拜和向往，促成了他留学生涯的最重大转折，从而深深影响了他那短促而不平静的一生。罗素以他的学术声望、社会主张和个性魅力，赢得了当时知识界的普遍尊重。徐志摩已经研读过罗素的许多著作。他对罗素在逆境中坚持真理、不向豪门权威低头的精神和敢于蔑视世俗偏见的叛逆性格，尤为心折。在他的眼中，罗素是一位真正的思想界和知识界的巨人。如果说尼采是徐志摩理想中的罗素，罗素就是他现实中的尼采。英伦彼岸的罗素在向他招手，纵情任性的徐志摩要去追求他梦寐以求的理想了。

第一部分

才情少年

赶赴英伦

1920年9月24日，徐志摩毅然放弃了他那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离开了哥伦比亚大学，赴英投他景仰的罗素去了。他准备到那里后去剑桥大学研究院读博士。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游学英伦，成了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折，与他当初《启行赴美分致亲友文》里告白天下的抱负各异其趣。难怪有人说，其结果是使中国少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多了一个诗人、文人。

徐志摩横渡大西洋，当他10月上旬到达英国伦敦时，面对的却是一连串的失望：罗素已经到中国讲学了。徐志摩计划来英国时，罗素确实是在伦敦，等他到了伦敦，罗素早已离开英国，踏上了去中国的途程。罗素8月间离开英国，在法国待了二十多天，10月间到中国。从1920年10月到1921年7月，罗素访华近十个月。在华期间，罗素发表演说十多次，这些讲演很受欢迎，各大报刊纷纷转载。罗素访华，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引起极大的震动。此外，早在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素就被剑桥大学最负盛名的三一学院处了名，一是因为他在战时主张和平，积极反战；二是因为他异于世俗的离婚事件。

失望和无奈之余，徐志摩只好进了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教授，攻读政治经济学博士。热情如火、浪漫任性的徐志摩觉得命运给他开了一个玩笑，易冲动的他感到有些孤独，有些痛苦。

他渴望慰藉、渴望温情，心中涌起强烈的家国之思。于是在到伦敦两个月后，1920年11月26日，他写了一封家书。

在给父亲的家信中，徐志摩说自己在海外留学，只影孤身，无限地思念亲人。上次崇庆来信告诉他说，家人已经写好了万言长信，并且爱自己的母亲也写了好多话，听说不久就要寄来了。他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然而都过了将近四个月了，信还没有到他手中。以前妻子张幼仪不时有短信安慰他，然而自从他自发游欧以来，竟然也不给他写信了。

徐志摩觉得自己实在可怜，家人能否体会得到呢？虽然父亲早已许诺他让张幼仪出国和他团聚，可是到现在为什么还不见她的身影呢？徐申如已经打算让张幼仪跟着一个熟人同去伦敦。可父亲的话，一直没有兑现。徐志摩觉得冬渡重洋，是极安全和方便的，他催促父亲赶快把自己切盼的张幼仪送来。还有，他想他的欢儿已经快3岁了吧。可是等他回去的时候，他的欢儿未必能认出他来。他答应不久就给家里寄一张相片。

徐申如对儿子的离美赴英非常震怒，可是鞭长莫及，只能对儿子报以沉默，使他到英国两个月得不到家里的一纸消息。让徐申如颇感欣慰的是儿子攻读政治经济学博士。徐志摩细诉衷肠，凄楚可怜，又一次求父母让张幼仪出国与他团聚。这番亲切的话语打动了申如夫妇，他们于是决定早些送张幼仪出国。儿子的孝顺也让申如夫妇无限欣慰。况且，徐志摩不改初衷，让也申如夫妇宽了心。“更有一事为大人所乐闻者，即儿自到伦敦以来，顿觉性灵益发开展，求学兴味益深，庶几有成，其在此乎？儿尤喜与英国名士交接，得益倍蓰，真所谓学不完的聪明。儿过一年始觉一年之过法不妥，以前初到美国，回首从前教育如腐朽，到纽约后，回首第一年如虚度，今复悔去年之未算用，大概下半年又是一种进步之表现，要可喜也。伦敦天气也不十分坏，就是物质方面不及美国远甚，如儿住处尚是煤气灯而非电灯，更无热水管，烧煤而已，然儿安之。”

徐志摩是个爱热闹的人，初到英伦，就和留英的中国学生，还有来英国考察的中国学者熟识了。

初到英伦，徐志摩就跟陈源相识了。一天在饭厅里，徐志摩看到了一个年轻的中国人，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与他同时离美赴英的刘叔和就对他说：“那不是小陈吗？”下一次相见的时候，徐志摩就主动跟陈源打招呼。陈源后来以笔名西滢发表文章，回国后，更为人知的就是陈西滢了。1921年2月的时候，徐志摩又结识了来英国考察战后欧洲政治的章士钊。

第一部分

才情少年

交往名流

经好友陈西滢和章士钊介绍，徐志摩结识了威尔斯、魏雷和卞因等英国著名作家和学者，其中与威尔斯交往最为密切。

一天早晨，徐志摩打开窗子，放阳光进来，让房间和心情一块儿敞亮起来。然后，他没有盥洗就坐在了窗口写字。忽然两声响亮的汽笛声传了进来。徐志摩看见一辆汽车停在门前。他知道是来找自己的，忙出门去看，只见陈西滢和章士钊走下车来。徐志摩满面春风，大嚷着迎上前去，握手打招呼。正当徐志摩和章士钊热乎谈话时，一向注意礼貌、在别人讲话时不肯随便打断的陈西滢实在忍不住了，他着急地提示他们别没完没了，车上还有贵客呢。一语惊醒梦中人。徐志摩于是看见汽车上有个司机对着他笑，弄得他莫名其妙。陈西滢说话很急，有点结巴。陈源留学英国时间很长，以至于他的英文都比汉语流畅。他拉住徐志摩的胳膊说：“这就是……”说了好久才说出，“这就是威尔斯！”

徐志摩听了，赶忙趋步向前，把威尔斯从车上接下来，并把他请到自己的房间谈话。这是一次愉快的会面。威尔斯虽已年届五十，但他和徐志摩等在一起无所不谈，他们谈到苏俄，谈起小说，又谈中国，又谈诗歌。徐志摩突然觉得自己的想象力如决堤的海，汹涌澎湃，自己和这个著名的文学家居然有那么多的共同语言。他们谈了许久才离去，威尔斯说他很喜欢中国，很爱吃中国饭。由于徐志摩和威尔斯在志趣、性格很多方面有相似处，他们很快就成为好朋友了。从此以后，徐志摩也就成了威尔斯家的常客。

威尔斯是英国文学家、历史著作《世界史纲》的作者。他喜欢写科幻小说和社会小说，并把两者结合起来。他主张以社会为本位，为社会而创作小说，他不遗余力地攻击社会的一切陈规陋俗，这些思想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徐志摩。威尔斯的风趣和平易近人，对当时默默无闻的徐志摩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荣誉与鼓励，并对他以后改习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威尔斯住在索司顿，徐志摩住在伦敦。他们第一次见面后不久，他便约徐志摩到他那里去玩。常常是徐志摩到了车站，威尔斯的两个小孩来接站，他便跟着他们走。那一带是树林，没有别的居民，可以算是威尔斯独家所有了。那里有个华维克花园，过去不远就是一所房子。在门前一棵银柏下，常常看到威尔斯正背着手，低着头在那里走来走去。两个孩子笑着指着父亲对徐志摩说：“你看这位老哲学家又在那里不知想什么呢！”

威尔斯请他进屋座谈。威尔斯的嗓子不好，音质很差，声音很尖。但他观察事物的细致和精确令人吃惊。只要他看见一个屋子，就会连鼠洞都能记得，因此人称他是“极精的说谎者”。他家人口很少，他的妻子也是一个小说家。除了他们夫妻、两个孩子外，还有几个女仆和一个园丁。威尔斯住在伦敦，索司顿地方是他的别墅。他和徐志摩见面时正在同时写三本书，一本是小说，一本是关于历史的，另一本是关于教育的。他写作没有一定的时候，半夜忽发灵感，往往衣服也不穿，便立刻爬起来拧亮电灯，进入写作状态。他常在夜间写，到第二天早上，他的妻子啪啪啪啪将稿子用打字机打出来，送到书局去印。

吃过午饭后，威尔斯亲自带着徐志摩去参观他的房子，有棕色的，也有黄色的。又到华维克花园散步，边走边聊。他们谈到近代小说时，威尔斯要徐志摩把中国近代的作品译出来，结成小说集。他准备办一个书局，到时候可以拿来出版。他们谈得非常高兴，忽然有一个篱笆挡住了去路，威尔斯说：“我们跳过去吧！”徐志摩说：“好！”于是，徐志摩跳过去了，威尔斯却跌了一跤，弄得衣服都撕破了。后来他们又打起了网球。网球打完，准备告别的徐志摩被威尔斯挽留在他家吃晚饭，席间两人还喝了威士忌酒。饭后又是畅谈，直到11点徐志摩才在威尔斯家那宽大的镂花床上就寝。

通过威尔斯，徐志摩又与他的好友魏雷认识了。魏雷是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他向国学基础扎实的徐志摩请教过不少唐诗理解和翻译上的疑难问题。对此，魏雷对中国小友很感激。1924年2月21日，徐志摩在《致魏雷》的信中，表达了收到魏雷的信的喜悦。狄更生给徐志摩寄来了魏雷一本新面世的作品，但他还没有时间详细拜读。不过，他很想写一篇文章，论述魏雷的这本翻译中文诗以及介绍中国艺术的煌煌新著，但迟迟没有动笔。徐志摩详细地向好友汇报了他目前的工作状况和对现实的想法。他和朋友们计划出一个新的周刊，大致像伦敦的国民杂志那样。但还没定下什么政治或其他方面该尊奉为主圭臬的原则。不过他们倒有点自负，要把杂志定名为《理想》。创刊号最迟在1924年4月面世。到时会引起不少人的嘲笑，也有一些人会对之切齿。对于这一切预期的反响，他们都准备洗耳恭听。中国现状一片昏暗，到处都是人性里卑贱的那一部分表现。所以一个理想主义者可以做的，似乎只有去制造一些最能刺透心魂的挖苦武器，借此跟现实搏斗。能听到拜伦或海涅一类人的冷蔑笑声，那是一种辣入肌肤的乐事！

另外徐志摩给魏雷寄上了一本温飞卿诗集。温飞卿本传里说的《侧辞艳曲》，大概是指他的《金笺词》，徐志摩一时还找不到单印本。元人的短篇小说现在也没有集子，胡适说中国好多学者竟无从知道现在的短篇小说中哪些不是元代的作品。徐志摩还向魏雷推荐鲁迅新出的《中国小说史略》，并且买了一本寄给他。魏雷需要的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还不曾印成。徐志摩说，他正要筹备一个以魔鬼诗派为中心的拜伦百年诞辰纪念会，很愿意听听魏雷的建议，请他赶快回复。

1940年，魏雷在《欠中国的一笔债》一文中，表达了对徐志摩的深切怀念，对徐志摩给他的帮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以往多年来，中国学生一直在英国接受工业教育。在剑桥大学那一班，大部分来自新加坡；他们当中许多人不能说中文，写就更不用谈了。大战过后，有一位在中国已略有名气的诗人到了剑桥。他似乎是一下子就从中国士子儒雅生活的主流跳进了欧洲的诗人、艺术家和思想家的行列。这个人就是徐志摩。”魏雷对徐志摩有相当深切的了解。同文中还说，

“徐志摩把自己当做中国的拜伦，然而就天性而论，他并不适合扮演这个角色。他那瘦长脸孔没有一点儿拜伦气息；他那倔强的下巴，似乎更明显地表露出他要我行我素的生活决心，而且他也没有丝毫沾染拜伦式的愤世嫉俗。魏雷认为英国学者对中国文学艺术的了解已经不少了，也略知两者在古代的中国人中所起的作用，但他们不清楚文学和艺术在现代中国有教养的人士中的地位如何，然而他们却从徐志摩的身上学到了这方面的知识，因此，“徐志摩是中国在战后给我们知识界的一项影响”。

徐志摩与卞因的交往是通过魏雷认识的。当时魏雷在大英博物馆任职，他的上司是著名诗人卞因。文学和诗歌让他们相识和来往。不过徐志摩同卞因来往不多，和魏雷却有亲密深交。无论徐志摩在国外还是回国后，他和魏雷都保持经常的接触和通信。

徐志摩乐于交往的，还有一些激进的青年学者。当年，瑞恰慈、欧格敦等人也在皇家学院任教，他们创立了“邪学会”。“邪学会”倡导异端思想，反对社会传统，主要活动是每周的演讲、讨论或辩论。徐志摩对新思想特感兴趣，是邪学会的积极分子，在讨论中国诗学这类活动中费力最多，对英国文化界了解中国文化做出了贡献。他们也很看重徐志摩，当1921年，瑞恰慈、欧格敦和吴雅各出版合著的《美学基础》时，专门邀请了徐志摩在该书的卷首用中文书写了“中庸”二字。瑞恰慈后来成了一位颇有名气的文学批评家。多年后，他还记得徐志摩当初在剑桥的形象：经常手持中国书画手卷，跟老师同学们高谈阔论；朋友满剑桥，特别在皇家学院，成了一位相当有名气的人物。

最能表明徐志摩在剑桥的人缘和威望的，或许是这样一件小事。1920年，徐志摩在光华大学的学生郭子雄赴英留学时，徐志摩要他到了剑桥找狄更生先生。郭子雄去的那天正是开学前几天，狄更生不在，另一位教授也不在。他在沮丧之际，忽然想起徐志摩还替他介绍了皇家学院的门房“夜莺”先生，不妨看看他是否在学院。他一开口便发现，对面同他讲话的人正是“夜莺”先生。“夜莺”先生告诉郭子雄，他们如何如何的喜欢志摩，并说他们欢迎志摩的朋友来到皇家学院。这种如鱼得水似的悠闲，让后世的学者在感叹中国人融入西方社会的艰窘时，不得不叹服徐志摩是“最适应西方生活的中国文人”。

置身于英国知识名流之间，在频繁的交往活动和浓厚的知识氛围中，大大激发了徐志摩学习西方文化的兴趣。他开始大量阅读西方名家的作品，从此对文学的兴趣日渐浓厚，并逐渐受到西方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影响。

第一部分

才情少年

倾城绝恋

1920年秋，徐志摩结识了林长民及其女儿林徽音。活泼明丽、风华绝代的林徽音的出现在徐志摩的情感深处掀起了滚滚激浪，从而这个挥之不去的女神深深地影响了他那短暂而多彩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