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第101-150行） (3/35)

决定拍“恋恋风城”后，发觉人物太单，就把念真找来，向他逼供身家性命，为恐他太主观，由侯孝贤和我来讨论分场，将属于念真的历史背景、时间空间，全部打散，重新想起。

碰到的头一个问题，却不是内容本身，而是演员。因为选择拍“恋恋风城”，目的之一即是想把游安顺辛树芬做出来，接拍的几部戏都用他们，创造明星和新的青春偶像。但他们两人对剧中人物而言，嫌大了。游安顺又坚固，肩膀特宽，在那样穷困的矿区家庭里，站起来都要比他矿工老爸高，长到十五岁不早被撵出去做工了，还蹲家里吃老米饭，太没有说服力。游安顺健朗的形象也不适合那个早熟多忧的，瘦小的男孩，阿远。辛树芬的眼神很坚定，因是新人，要她去扮演另一个与她本人不同的，柔细易感的十四岁女孩阿云，怕也演不来。为了演员，开始修改故事。

第一版，改阿远的家庭背景，父亲是调来侯硐的警员，而把原属阿远的那些动人的家庭关系和生活细节全部移给阿云。阿远先来台北，半工半读念大学，阿云国中毕业来台北做事，阿远发现她初初长成为女孩子时的惊异和喜悦。两个由小镇来到都市的少年男女，有他们在大环境里的挫折沮丧，有他们在压抑着青春恣情里的迷失混乱，最后男的服兵役期间，女的嫁了人。这样一改，时间便可从六年代拉到目前，拍成是现代男女孩子生活的样式和情感，换言之，在吸引学生观众的商业诉求上，将更能引起共鸣。

问题是，阿远的家庭背景改给阿云，那么多丰富而真实的事件，除非放弃不用，假如要用，只好把原来走男孩子路线的故事性向，改为走女孩子观点来拍，于是产生了第二版。两人来到都市，男的为环境所变，逐渐飘失了自己，服兵役时携械逃亡被通缉，女的是她第一次全部投入的爱情完全失败了，靠着她源于家庭和乡土的伦理根基，她没有倒下。男孩的堕落，都在她遭受苦难的历程中，获得了救赎。

显然，第二版可拍得宛转暖和，颇有观察缘，煽情一些的话，拍成“阿信”式通俗剧，亦可以是一部阖府观赏的好片子。不过我们都不喜欢，非凡是改成像这样穷家庭里大姐姐长女的身分，太理所当然了，倾向典型化，不够新鲜。仍是原故事的长子好，男孩子的责任心、敏感、和脆弱，因为不是那么当然的，比较具有可塑性，所以也比较富于变化跟回味。

改来改去，似乎又绕回原地了，再把念真找来，将两个版本的故事讲给他听，他唯一对阿远的父亲改成警员感到很难接受，他实在对警察先入为主的印象太坏了。因而讲起他小学五年级时候的一件事情，那时他的父亲经常去民意代表家打牌，母亲最恨父亲打牌，一打就到天亮，身体弄坏不说，也无法下坑，家里没有收入。他把这事情写在周记上，老师看了告诉他可以去检举民意代表，检举人一定要写真实姓名。他真的写了，偷偷跑到警察局，丢进去就跑了。结果警察把检举信交给民意代表，民意代表交给他父亲，他被父亲吊起来揍了一顿。

侯孝贤一听就说有意思，要放在剧本里。至此，决心放弃迁就游安顺辛树芬，回到原始点去想，而且故事是念真的，侯孝贤说还是尊重念真的感觉吧。如此一星期，徒劳无功。

五月十七日，游安顺带了他华冈艺校十五位同学来公司面谈，看看有没有人适合演阿远阿云。一大群豆寇年华的孩子涌进屋来，衣着入时，吱杂私语着，工作人员们皆为那扑面突来的一股生鲜气息而相觑惊笑，我才觉得自己老了，发现年轻真是没有妍丑，每一位都光亮好看。但他们是不会知道的，正如我在他们那个年纪，只觉得活着尴尬、别扭，恨不得赶紧长大，等知道的时候，又已经老了。似乎这已是宿命的一个悲哀。也许是受到这番刺激之故，傍晚在“客中作”想剧本，茫茫浑水中竟浮现了我们的第一座桥墩。

那是阿远生病，阿云来看他。看着他，他也看着她，昏热柔和中睡去了，似乎回到从前通车上学的日子，阿远在火车窗玻璃上写英文单字考阿云。画面外阿云的声音说：“你睡着啦?”他是睡着了。

次日清晨，天蒙蒙亮，画面外依稀有人声话语，是与阿远同住的恒春仔在讲恒春老家中美联合军事演习的事，淅淅的水声是阿云在替他洗衣物。睡梦里他仿佛也加入了他们的谈话，讲小学五年级写检举信被父亲揍了一顿……阿云叫醒他，恒春仔已去上班，她也要回店里工作了。阿远起床送她出门，看着她慢慢走到晨曦的街道行人里去，一种很静、很远的心思。令我们想起山口百惠与三浦友和所演的“古都”的惆怅气氛。

镜头一跳，在火车上，侯硐线，他们和一干邻友回家吃拜拜，农历七月。家中气氛稍异，原来因为电视节目报导矿工生活之不实而引起所有工人罢工。晚上村子放映电影酬神，大家议论着罢工的事，忽然停电了。镜跳家中，摸黑里祖父在找蜡烛，却摸到炮竹，一点炸得烟屑四处，笑骂声渐静时，听见门启声，电灯开关声，灯亮了，是童年时代，父母亲去城镇替他们小孩买制服回来，深夜他们都睡着了，他迷糊看见母亲拿着衣服在熟睡的妹妹身上量比着。画面外有声音喊他，是现在的他坐在床边，屋外一干朋友叫他出去玩。他们玩踢罐头，月空下的小村，嬉闹声，有音乐升起。

镜转第二天一大清早，矿工们结集到矿坑前，亦不入坑。中午阿远跟阿云送粽子来，办公室那边换了人来谈判，愿意请客道歉和解。

想出了这一段剧本，很是兴奋，侯孝贤马上打电话给念真讲述一遍，念真笑了起来，道：“我晓得你又要搞什么东西了。”口口声声商业，弄到现在，眼看越来越没希望了。

三天后，在明星咖啡屋，第二座桥墩又出现了。那是阿远掉了摩托车之后，和阿云吵了一场无聊的架，从城市出走，把自己放逐到海边闲荡。阴雨的海边，林投树，有人烧冥纸，死亡的感觉。没有车子回去了，碰到海防部队两个充员兵，把他带回营地来。他跟大家一起吃了饭，看见电视节目在播映报导矿工的生活，他看进萤光幕里，似乎目睹那次父亲被落盘压伤腿抬出坑洞来……

醒来时他睡在营中，海潮声，暗中看见烟头的火光，以及营堡外卫兵额前的一盏黄灯。画面外有声音悉悉琐琐进来，是许多亲人围在他四面，说他过不了这一夜了。他一岁的时候病得快要死掉，据称是父亲本来答应养祖父生下的长孙要姓养祖父的姓，却又有点要反悔的意思，所以阿远一直身体不好，后来去问师公，回来吃了一种草药，拉出一堆黑屎，肚皮消下去，就好了，父亲也赶紧把他过给养祖父，姓养祖父的姓。

有了这两座桥墩，渐渐有了这部影片的调子，呼之欲出，却还未明朗。侯孝贤说：“应该是从少男的情怀辐射出来的调子，纯净哀伤，文学的气味会很浓。是诗的。”

的确，剧本讨论中，我发现，动力是来自于某几个令人难忘的场面，从这个场面切入去想，像投石入深潭，荡起了涟漪。吸引侯孝贤走进内容的东西，与其说是事件，不如说是画面的魅力。他倾向于气氛和个性，对说故事没爱好。所以许多交待阿远背景的戏，他用情绪跟画面直截跳接，不做回忆方式的处理，而近似人的意识活动那样，气氛对了，就一个一个镜头进去，并不管时空上的逻辑性。

这时我恍然了解到，侯孝贤“基本上是个抒情诗人而不是说故事的人”。他的电影的特质，也在此，是抒情的，而非叙事和戏剧。

九月份，侯孝贤为“童年往事”入选纽约影展再去纽约，村声杂志(villagevoice)影评人访问他，提及“童”片中对时间的处理极少见，不是戏剧的时间，而是生活的时间。并且电影中许多事件的存在，不是为了要彼此连贯达到一个效果或目地而存在，似乎它们就只是在那里的，就够了，侯孝贤转述给我听时，自笑道：“我的电影是oldfashion。”

回想讨论“童年往事”时，因为以前的剧本常被某些人批评为散文化，没有结构，就说来试试看做一次有结构的东西，可是逐步深想进去，发觉其实是思考方式的不同，开心事物的焦点不同。不是没有结构，而是另外一种比较不同的想事情的方式，因着这个方式出来的造型，所以也比较不同于我们已经看惯的，熟悉的那种造型。

譬如“童年往事”的主题假如是这样：上一代的人，他们必定没有想到自己就死在这个最南方的土地上，他们的下一代也就在这里生根长成了。面临如何表达这个主题，一种结构的方式，倾向于预设若干副主题，副主题之下设若干子题，子题之内又有若干小题，一切的小题为了子题，一切的子题为了副主题，副主题最后指向唯一主题。这种结构，通常乃预设一个重大事件，以及无数个小事件，用这一连串相关事件把它直线式的安排起来。过程中，先是安排了问题和冲突的发生，然后有计划的强化冲突，一直到达冲突的最高点，再解决冲突，将观众高涨绷紧的情绪找到一个出泄口，复归于和谐与平衡。

也有另一种结构的方式，无所谓主题副主题，可以说，每一片断都是主题。片断看时，有它自己存在的魅力，不光是附属于主题的；全部看时，它亦并不因为个别的魅力而互相妨碍抵消了。它全部的结合不靠因果关系的连续性，毋宁在于游动而看起来几乎是无目的自由气息。

侯孝贤在思考剧本当中，喜欢许多与叙事发展似相干似不相干的各种东西，而排斥因果关系的直线进行。那些不相干东西里丰富的趣味和生气，永远吸引他从叙事的直线上岔开，采以不规则的蔓延。假如想出来的每场戏，都带有作用和目的，这个场景引起下个场景的发生，下个场景旋即又搭上下个场景，一个连一个的，侯孝贤马上就显得不耐烦，龇牙咧嘴道：“太假了。”此应该就是郭松■说的，可以去“圆”而故意不去“圆”的那个意思罢。

“童年往事”上映之后，引发岛内激烈的争议，竟至于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两极化地步，侯孝贤道：“这次是一个大锣响了半面，希望下次两面都敲响。”又因为我仍不时在唠叨也可以注重电影的亲和力与可看性，侯孝贤叹道：“你们一天到晚说结构，就去看一部结构严密的电影吧。”遂邀导演组伙伴们同去看“面具”。

“面具”曾获八五年坎城影展最佳女主角。果然是一部叙事电影的优良范本，从开始人物出场，以事件一面介绍人物的背景、性格，一面推动故事前进，紧接着发生了问题，每一场景以循序渐进，往上升高的方式强化冲突，加速其严重性至不可避免的高峰，击溃之后，和解。没有一个细节是浪费的，所有看来无关紧要的细节，结果都在后面的叙事里重现，而且成为重要的要害。

因此，非凡在情节性强烈的电影，“未来”是极为重要的，“现在”的每一件事，都指向后面必然会发生的某一幕，所以大多数观众对结局皆有所感，他们能期待到他们所要期待的东西，只因前面发生过的一切镜头与场景，都是用来暗示、引导他们走向未来的高潮，在那里，问题必然是要解决的。于是观众感到了满足。

显然侯孝贤是出于自觉的，反逆这种叙事结构，他几次向导演组朋友说：“公式化的电影，面具算做得最看不出痕迹，很好的一部电影了，可是都被我猜到，完全知道它要干什么，真没意思。”

我听出侯孝贤语气中毫无妥协的意欲，心想他这艺术的“错误”第一步已经踏出，大约短时间内是回不了头了。他影片中的闲散不经心，并非随随便便拍出来，它们是另一种结构。当然，侯孝贤“必须以严格的练习来拿捏他的场景，否则加上缺乏情节紧凑的不利，他将失掉观众对他的爱好。”

如此来检讨“童年往事”的得失，我们便得到了不同层面的反省。起先侯孝贤为自己的力有不迨感到惆怅，他说即使再给他充分的时间重新剪辑整理这部电影，恐怕也很难达到他心中想要做到的那个极致，那种把主题用生活的细节，似相关不相关的交织而出。假如他拒绝用直线进展的方式把主题追踪出来，而希望以迂回辐射将之湮染而出，应该怎么做呢?他仍不很明白，至少在“童年往事”里做得不够好。后来他从爱丁堡参加影展回来，兴奋的说知道该怎么做了。

在爱丁堡遇见罗维明，聊天时罗讲起小时候，每年父亲总要带他们孩子从香港回广州一趟，探亲、扫墓。有一年父亲领着他们，手上捧座大罗盘，跋坡涉谷的爬到一个山头，告诉他们将来父亲死了，就要葬在这里。侯孝贤当下被这幅画面，及画面背后可能有的无限延伸所震慑，他形容这个画面道：“非常荒谬，可是又非常真实。”于是有了，“童年往事”的主题正就是：荒谬而真实。其实已不能算所谓的主题，正确说法，应该叫做气息。荒谬而真实，在“童”片里的画面，即祖母带阿哈咕回大陆那一场，以此做为启动点，辐散出来的气息将自然弥漫整部电影，从思考剧本时所选择的事物状态和生活细节，到找演员、造型、定装、道具、美术设计，到摄影风格、剪接、音乐，都会像铁器遇见磁铁那样的，纷纷被吸附而去，统摄于气息之中——荒廖而真实。“童”片的失败处，在没有着实抓住这个气息，所以经常会像闪了神，出现漏洞跟芜杂。若是老早便能察觉此点，则“童”片将拍得比现在凝聚而有活力，不致那样沉冗低调。

我想，人有反省的能力是很幸运的。比任何人都明白自己的成功在哪里，失败在哪里，故能毁誉不动心，保持最清彻的思路去创作。

反省也是一种累积，所以“童年往事”的剧本构思经验，成了发展“恋恋风城”的土壤，亦同时成了借镜。从场面的气氛开始想起，拿这个当种子去生长全片的骨干枝叶，将是侯孝贤目前所喜欢的结构方式。

五月二十三日，明星咖啡屋，成绩颇可观，自序场到阿远掉摩托车，跟阿云吵了一场无聊架，约二十几场戏，一口气给想了出来。阿远来台北在印刷厂工作受老板娘的气，以及他们那一群侯硐来的大孩子的生活情况，感觉像是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的电影，再加上后面矿工罢工事件，我说：“侯孝贤你快要变成社会主义了。”

当时还没有细想前半段写实调子，与中段阿远浪荡到海边的画面气氛、情绪和意识，病中阿云来看他时的柔情，清晨朦胧的意识交待那段迷人的中美军事联合演习的谈话，如何把这两段结合在一个气味里。不过侯孝贤绝不致于把它拍成尖锐的社会主义电影，倒是可以确定的。

不久前，为了商讨“人间杂志”报导“恋恋风尘”拍摄过程的可能性，有一次机会与陈映真谈话，问起侯孝贤的人和作品，我说侯孝贤是偏向直觉的，他的作品也是。

因此讲起直觉式的作者，与自觉式的作者。陈映真说要靠直觉的话，那真是这位作者必须像一面雪亮无比的镜子，来什么反映什么，小到最小的微粒都能马上照见，这种透彻的敏感度，差不多是可遇不可求。故而两者相较，陈映真宁可去期待自觉式的作者，因为自觉式足以累彻根基，对自己可屹立不倒，对别人亦能提供发想和途径，它是承传演绎的。

当然，两者也不是判然二分。据我的观察，侯孝贤拍“风柜来的人”时候，在根本不知道写实主义的历史背景、作者论、场面调度，长镜头等等理论之下——事实上，那时他还搞不清高达是干什么的——竟也一做就做出了这部彻底用写实文体拍摄写实内容的电影。但也希奇，不通时一窍不通，通时百窍皆通，他像飞一样，忽地闯进电影极高的境地里，跟诸位大师们居然也对得上话，交游起来了。记得在高雄拍“童年往事”期间，一晚去戏院看毛片，前场黑白片还在演，大家就也坐下观赏，看不多久，侯孝贤便坐直了，道：“这个厉害。”渐渐看下去，又道：“谁拍的啊?好熟。”一时也没有人知道，待片子放映完，去看了招贴，才晓得是帕索里尼的“马太福音”。一年多前在杨德昌家看过录影带“伊底帕斯王”，就是帕索里尼的，侯孝贤愉快道：“难怪，我说镜头的味道似乎看过，原来是他老兄的。”

“伊底帕斯王”开头有一场戏，绿油油的草坪上，镜位摆得很低，前景是摇篮躺着一个婴儿，景深里草坪铺地而去，远处有一些大人小孩在玩耍，一会儿几名大人跑过草坪，直奔到摇篮前面，镜头始终没动，所以跑到前景来的只是大人们着鞋袜的脚，随后镜摇半圈耸立于天空的柏树树梢，这些显然是从婴儿的眼睛看到的视景。电影结束前，男主角历尽沧桑来到此地，镜仍如前摇空中的树梢，他觉得似曾相识，却又想不起什么时候来过这里，他不知道这里其实正是他的出生之地(以上凭记忆，或有出入)。侯孝贤看时，仿佛悟到一个道理，原来镜头就是眼睛，“拍当中，假如你现在想以剧中人的观点去看，你就用镜头那样去看，假如你又想以导演的观点去看，你就用镜头那样去看。看得近，还是看得远，随便你想，爱怎样就怎样。”

此番道理，说了简直等于没说，也并无什么新奇之处似的，但后来拍“冬冬的假期”，侯孝贤便用了这种方式拍成。

“冬冬的假期”比“风柜来的人”自觉到主题与形式，可是拍得却不及“风柜”透晰有力。似乎自觉反而妨碍了作品的天然浑成。此让我联想到吴清源下棋所尊重的“第一感”，即直觉。他说，根据第一感下出来的恶著是很少的，倒是长考常产生恶着，这是由于不必要的考虑阻挡了第一感。

“人生识字忧患始”，自觉以后，就是在艰辛的漫漫长程中修行的事了。刘大任曾指出我目前的小说，正在费力跳出半自传的虚构世界，他写道：很多作家，到了这个关口，便看他是否修行出几个重要的有生殖力的要害概念，有没有能量在这些自己苦修独创的概念中，开始展翅翱翔。海明威的寂寞与死亡，契可夫的悲悯，谷崎的异色美，屠格涅夫的贵族品格(非阶级的)，每人都有一套的。

侯孝贤的是什么呢?从直觉式到自觉式的创作，或者创作的那一刻也能相忘于自觉，这段变化的历程，若是把它记录下来，知其然，并且有办法知其所以然，一方面为随后的行路者累砌一块基石，一方面为侯孝贤也许更能明白他自己，这是我写这些文字的目的。

但我也是一边写，一边了解，一边越来越清楚，这个过程本身，就已经像从直觉到自觉。适巧读到刊在第十九期“电影欣赏”杂志上，寒乡子写译的一篇“无情节电影的传统”，十分贴心，明了自己的想法并不错误。现在将援引这篇文章的内容做为印证。

无情节(plotless)电影也不一定是毫无情节，只是相对于说故事的传统，显得很薄弱罢了。五年代，美国电影最杰出的地方在于叙事结构和情节安排，这时期几位伟大的美国导演，约翰福特、约翰赫斯顿、奥森威尔斯、和希区考克等人，他们都是擅于说故事的人，他们最好的作品亦都是情节致密的类型电影，如西部片、惊悚片、和黑色电影等。好莱坞电影的优越性在于依靠制作精良、明星的吸引力、与最重要的一点“好故事”。美国类型电影的叙事手法，其活力、简约、说故事的才情，果然也是他人难以匹敌的。

无情节作品，不论小说、戏剧、或电影，我们可以重新排列许多场景的顺序(当然并非全部场景)，而不必担心破坏了对作品的理解。如雷奈“去年在马伦巴”一片中，彻底的打破线性时间这个概念，若是镜头重新剪接，在因果模式上也不会有太大改变。然而一部情节紧凑的作品，把依序发生的重大事件挤压起来，只会一团混乱，因为因果连续性完全被破坏了。所以重新剪接“惊魂记”，结果只能得到一堆无意义的破烂，尤其这部片子的每一个镜头都经过详尽的计算，安排成很有技巧的线性发展——虽然希区考克正是在讽刺逻辑，和“合理解释”的这个荒谬性。

无情节影片的出现，可归溯到十九世纪末电影初问世时，法国卢米埃兄弟最早期的影片，并不热衷于说故事，而专注在捕捉日常生活中的变化。约在一九年，他们拍出火车进站和街头游行等事件的电影大受欢迎，这些简短的“真实影片”，便成了后来记录片运动的先驱。

记录片对无情节电影的影响很大，除了不遵循叙事的连续性，它最特出的性质就是普遍的自由与无目地的气息。我们无法猜测这些角色会如何表现，因为导演并未事先选择好我们需要的线索。大部分无情节电影喜欢许多与叙事不相干的细节，这些细节的运用，或者为了它们本身就具有吸引力，或者为了场景中因着它们的存在而更增真实。并且大部分拍无情节电影的导演，都会毫不迟疑承认受到记录片那种“无目地”和“即时抓住”的快感所影响。最闻名的是三年代的尚雷诺，以及尚雷诺对日后五、六年代影响甚深的意大利新写实主义者，和法国新浪潮电影者楚浮、高达等。

尚雷诺的影片结构似乎更富音乐性，而非叙事性。他的电影布满了人生中各种繁复的可能，和开放性的结尾。与大多数美国电影相比，尚雷诺的作品里都是不规则的蔓延，有时甚至自我沉醉在其间，他不设计什么，不匠气，很新鲜亮眼。美国电影的特色却缺乏他这种质朴和泱泱大气。

他的电影，许多场景里非常即兴，似乎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日常生活中，而导演刚好捕捉住。它们以极吸引人且又不可猜测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眼前，所以看电影时的期待感(这是情节电影的要素)虽然经常遭到挫折，然而感觉上还是相当愉快的。

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新写实主义者旋即综合了记录片传统，与尚雷诺抒情传统中的诸多要素而兴起。他们最突出的标帜就是极端仇视情节，因为这样，也有人把这时期当做是无情节电影的起源。他们认为叙事结构跟现实生活并不符合，如何去选取所要的戏常会被情节架构上的需要所控制，而不是来呈现现实里无限的可能性。他们强烈的主张电影作者负有“记录”的责任，因此视运用情节是种道德沦丧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