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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奈只能点了点头。

严筠继而离开。

窗外不知何时已经开始下起了雨，灰蒙蒙的天空将静谧的街道笼罩在一片朦胧之中。

我继而走到落地窗前，透过这片朦胧看到院子里严筠驱车离开。起初是一辆模糊的车影，渐渐的，车尾灯变成一个细小的红点，最后完全消失在雨幕之中，不见踪影。

我微微垂了眸，心里说不出是个什么情绪。

录音笔的事，严筠铁定对我有所隐瞒。如果他真的没有派人跟踪我，那么，他肯定一早就知道这支录音笔的存在。

那么，严筠跟这支录音笔有什么关系？严筠又跟贺子轩有什么关系？

我不明白，严筠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将录音笔销毁，但转念一想，合着我与他的情分，他大不至于会对我不利。

我心里一时七上八下的，在家里坐不住，索性又拎了包驱车出门。

外面的雨下的很大，我开着车围着中心区绕了几圈，最后找了家咖啡店进店稍息。

这个时间段，咖啡店里没什么人，除了我之外，就只有两个学生模样的女孩，和一位带着孩子的母亲。

我特意挑了个角落靠窗的位置，那两个学生模样的女孩就坐在我斜对面。她们两个一起看着手机，不时的讨论几句，又传来几声清脆的笑。

我无意去听她们的谈话，但大抵咖啡厅里太安静，两个女孩的声音又大了些，有那么几句，还是很清楚地落在我的耳朵里。

其中一个女孩有些夸张地感慨着：“你都不知道我们老师有多刻薄，居然说我写的论文丝毫没有逻辑。我就寻思着，我要是能那么有逻辑有条理地把结构建造都给他分析出来，那我还用得着他教吗？”

另一个女孩闻言哈哈大笑。

我被她们的笑声感染，嘴角也不经意地扬了下。但这个笑还没来得及成型，我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又让我眉头紧锁。

逻辑……

说起来，阿升曾说，贺子轩的那支录音笔是在洗手间马桶后面的水箱里找到的。我当时就觉得哪里不太对劲，但碍于警察很快就来到了办公室，我没有时间去细思，如今回想起来，却满满都是漏洞。

要知道，马桶后面的水箱是有盖子的，想要把东西放进去，第一步就是要把盖子打开。

如果假设贺子轩真的是醉酒意外身/亡，那么，他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去打开水箱盖子，又往里面扔录音笔的概率有多少？

其次，如果假设贺子轩是他/杀，那么，杀/害贺子轩的人，为什么要把录音笔扔进水箱里？

如果杀/害贺子轩的人是为了陷害我，那么，他应该把录音笔放到容易让警察找到的地方，而不是马桶后面的水箱里。要知道，录音笔不防水，扔进水箱里很有可能就废了。换句话说，即便警方从水箱里找到录音笔，如果录音笔已经完全损坏，那么，这支录音笔又能起到什么作用？

但是，如果杀/害贺子轩的人是为了毁掉这支录音笔，那他也不应该扔到水箱里。直接掰断或者拿走，哪一个都比扔到水箱里要保险的多。

我忽然百思不得其解。

贺子轩的这支录音笔出现在马桶后面的水箱里，从逻辑上就很难说的通。

而且，当时在办公室里听录音时，因为录音笔已经损坏了一部分，音质不佳。又加上贺子轩这件事，事出突然，我有些心神不稳。

我只能确定录音笔里的声音是个男人，但这个男人到底是不是贺子轩本人都很难说。

而如今，录音笔已经被严筠毁坏，我想再听一遍确认也已经不可能了。

我静静沉思着。

这种种串联起来，忽然给了我一种空城计的感觉。

我甚至觉得，那支录音笔根本就是个幌子，而在这个幌子之下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我暂时不得而知。

我无声敛眸。

窗外的雨势渐弱，我将目光落在窗户玻璃上，目光所及，窗户玻璃上蜿蜒的水痕凝结成无穷无尽的椭圆，新的溅落覆盖了旧的，连同玻璃上我的倒影也一并破碎。

我继而起身，拎了包离开了咖啡厅。

我一路驱车去了一趟［水云间］。

场子里没开灯，很黑。我一路摸黑走到大厅，还没走近，远远就听到一帮人在里面咋咋呼呼地打牌。

我蹙眉，本想走进去呵斥两句，但抬脚还没迈出去，又生生顿住，继而转身从另一个方向走了。

我心事重重地乘电梯去了办公室，阿升此时正在办公室的隔壁整理文件。

我走过去，他从一堆文件中抬起头，尊了我一声：“蓉姐。”

我问他：“警察都走了？”

他说：“走了。”

我便没再说话。

阿升将手里的文件整理成一叠，然后工整地摆放进柜子里。

我看着他整理，听得他又问我一句：“蓉姐，你怎么这个点就来了？”

我没回答，继而反问，“贺子轩的那支录音笔是从马桶后面的水箱里面找到的吗？”

阿升摆放文件的手一顿，说是，问我怎么？

我不答又问，“当时水箱的盖子是打开的还是关闭的？”

阿升想了想，说是打开的。

我蹙眉，“有没有这种情况，保洁打扫卫生的时候，会忘记关闭马桶后面的水箱盖子？”

阿升闻言摆了摆手，“那怎么可能？再说，保洁打扫卫生也不会把水箱盖子打开。一般只有需要维修的时候，才会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