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节（第451-500行） (10/44)

比安奇还发现，家长放弃了更多休闲时间来陪伴孩子。家长能够花更多时间来陪伴孩子，也体现了非炫耀性消费在其中发挥的作用。[27]比安奇还表示，虽然21世纪女性的工作越来越繁忙，她们用来陪伴孩子的时间却至少与20世纪中期的全职妈妈一样多。[28]整个社会对时间的重新分配和社会价值观的变化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以做家务为例：在清洁标准并不一定降低的前提下，大家已不再把做家务当作是上班族妈妈们合理利用时间的方式。比安奇还注意到，现在的家庭都比较依赖家政服务（例如家政服务人员和园丁）和男性成员的参与，这样妈妈们才能有更多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29]

旅行、葡萄酒、近郊游等增添生活情趣的体验型商品同样也是高收入群体的消费重点。富人在这方面的消费明显高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体。事实上，在体验型商品的消费方面，位于收入顶层1%和5%的群体明显区别于其他收入群体。2014年，位于收入顶层1%的群体在吃喝玩乐上的平均支出为3.2万美元，而中产阶级的同类支出只有3600美元。体验型商品和服务在位于收入顶层1%和5%的群体的家庭总支出中的占比为16%—18%，而在中产阶级的家庭总支出中占比仅为8.2%。位于收入顶层1%和5%的群体在体验型商品上的总支出占比比美国平均水平高出50%—80%，而中产阶级在这方面的支出占比则比平均水平低20%—25%。最后，位于收入顶层1%、5%和10%的群体在这一类型商品上的消费支出明显高于其1996年的同类消费水平（在绝对支出和支出占比两方面皆是如此），而其他收入群体的同类消费支出则同比减少了15%—25%。

有人或许会指出，如果不是罕见的艺术天才，从3岁开始学小提琴实际上也是一种无用消费。有些事情——听歌剧、学吹萨克斯管（或尝试学习）和过洋节——本身既无实际价值，也不是为了凸显社会地位而做。大多数吹萨克斯管的人并不会公开表演，听歌剧对某些人而言的确是社交活动，但其他人可能只是单纯去享受音乐和戏剧（对其他人而言，出国旅行和参观博物馆的意义同样如此）。这种体验型消费不具备实用价值，也不是为了凸显社会地位，但却是最流行的高收入群体消费模式。他们在这类商品上的支出是中产阶级的5倍。以学习乐器为例，位于收入顶层10%到1%的富人在这方面的支出明显高于中产阶级（参见表3.5）。与此相同的是，顶层收入群体在娱乐休闲和非商务旅行方面的支出也明显更高（参见表3.6）。不过虽然位于收入顶层1%的群体在这方面的绝对支出更多，位于收入顶层1%、5%和10%的群体在这方面的支出占比却几乎相同（约为0.1%），中产阶级则是在绝对支出和支出占比两方面都明显不如前者。这表明，学习乐器和其他非炫耀性消费等娱乐休闲活动并不享有优先权，或者可以说不能享有优先权。在后衰退时代，顶层收入群体在学习乐器和其他非炫耀性消费上支出更多，而中产阶级的炫耀性消费虽然恢复到前衰退时代同等水平，其非炫耀性消费水平却没能恢复如初。

表3.5 不同收入群体不同年度的乐器学习支出（以2015年美元值计算）

表3.6 不同收入群体不同年度的娱乐休闲支出（以2015年美元值计算）

有关奢侈度假的最新研究数据表明，富人在体验型消费方面的支出超过以往水平，而且与其他人在这方面的消费差距越来越大。在线旅行中介平台Virtuoso过去7年的数据显示，与“普通旅行者”（每年的旅行支出“只有”1万美元）相比，每年在旅行方面至少支出10万美元的旅行者的旅行支出已经增加了2—3倍。国家地理探险（National

Geographic

Expeditions）是一家针对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和南极洲等远程目的地设计旅行项目的公司，该公司最近推出了一项为期24天（包括在前述目的地停留）、价值7.7万美元的旅行项目，并且销售一空。[30]这些“定制体验”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昂贵和充满乐趣。这种类型的旅行会产生次级效应，除了能促进生成文化资本和象征性分界线，还能让旅行者在各种晚宴上充分展示全面发展、知识渊博和风趣幽默的个人形象，而这些都是非金钱主导的身份地位象征。

价值消费

毫无疑问，上小提琴私教课的女孩和不上这类私教课的女孩之间既存在着象征性分界线又有经济性分界线，这也同样适用于那些有钱度假或雇佣保姆的人。所有这些消费习惯都在制造不同的阶级分界线，而且比传统商品催生的阶级分界线更明显，因为它们使得一些人能够积累经验、知识和技能，或者用可汗的话说就是“习得性资本”。就学习小提琴的个例而言，一个孩子是否会拉小提琴并不能决定其是否能读哈佛大学（正如那些“虎妈”们期望的那样）。但是，与小提琴明显相关的其他经验和家庭环境则能发挥一定作用：父母是否有钱送她去读精英幼儿园和中学；是否能负担她的考试辅导课和课外活动费用，使其成为“引人注目的”申请人；家庭社交网络中是否有人认识哈佛大学招生处的人。更有用的是，那个学拉小提琴的女孩家里还有谁是从哈佛大学毕业的？这些综合家庭背景越来越成为顶尖大学的必要考量因素，也揭示了非炫耀性消费最显著的用途，及其对社会不平等和下一代的最大影响。

之前我提到21世纪初的经济大衰退从根本上改变了某些特定消费习惯：富裕家庭现在明显减少了在炫耀性消费上的支出，在非炫耀性消费上则投入更多，而中产阶级在这场经济危机期间只是稍微减少了一点炫耀性消费支出（退回到大衰退前的炫耀性消费水平），而在经济大衰退过后，却明显减少了非炫耀性消费支出。综合本章和前章所述，富人和中产阶级现在的消费模式几乎背道而驰。这一点在价值消费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顶层收入群体（尤其是位于收入顶层1%的群体）在教育、医疗保健、退休金和个人保险方面的投入，无论从绝对支出还是从支出占比上计算，都远远高于中产阶级（参见图3.3—3.5）。这些可都不是小数字：位于收入顶层1%—5%的群体总支出中的5%都用于教育，而中产阶级在这方面的消费只占其总支出的1%（参见图3.2）。经济大衰退以来，顶层收入群体在教育方面的支出整体呈逐步上升趋势，而中产阶级的教育支出则呈下降趋势。从绝对支出和支出占比两方面看，位于收入顶层1%的群体2014年在教育方面的支出都是1996年的3.5倍。2014年，他们在教育方面的支出是全美平均水平的860%，而中产阶级的同类支出比平均水平低50%，低收入家庭则低70%。虽然大学学费飞涨，低收入群体和中产阶级在这方面的支出占比则与其1996年的水平相当，但却不到顶层收入群体同类支出占比的1/4。教育可能是美国贫富差距最明显的实例。富人正将更多收入用于教育，而低收入群体则甚至无法在支出占比上跟上富人的步伐（更不用说在绝对支出上保持步调一致）。调查结果表明，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并不是不重视教育，只是无力负担从幼儿园、高中一直到大学持续上涨的学费。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过去11年（2003—2013）时间里大学学费上涨了80%，而同时期住房和食物成本仅分别增长了23%和30%，总体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则增长了27%（参见图3.3）。[31]在一些大城市，幼儿园学费甚至涨至上万美元（没错，这就是3岁孩子的学费），相当于15年前一所好的州立大学的学费。

图3.2 从绝对支出和支出占比两方面统计的不同收入群体不同年度的教育支出（数据来源：消费者支出调查，美国劳工统计局）

图3.3 大学学费与其他消费品比例（来源：D.科茨勒本［D.

Kurtzleben］2013年发表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

S.

News

&

World

Report］的文章《大学学费增长究竟有多快？》）

你或许会说教育投入中也存在炫耀因素——大多数家长都会炫耀孩子考进了好大学。可是这种炫耀仍比不上教育所带来的实际利益：知识、学位和有助于获得成功和改变人生的必要社交网络。在凡勃伦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教育没有什么实际功用，而到了今天，光凭大学教育就足以定义和预测一个人的未来收入、职业和社会阶级。教育不仅至关重要，或许从长远来看还是具有最大实用价值的消费习惯。[32]

位于收入顶层1%的群体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远远高于其他收入群体，不过在后大衰退时代，所有高收入群体在这方面的支出都显著增加（参见图3.4）。虽然中产阶级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占比最高，顶层收入群体在这方面的支出占比则增长最快。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投入为享受更好的日常健康维护（以及慢性病治疗）和更优质的生活铺平了道路。预防性医疗保健是整体幸福的关键组成部分，而有能力持续进行健康投资则是整体生活质量的一种体现。除此之外，最好的健康保险往往带来最优的医疗保健。“特约医疗”需要病人为个人医疗和额外医疗服务支付年费或预付，这就意味着医生通过限制接诊人数来为愿意多付费的病人提供额外的就诊时间和更优质的服务。[33]

图3.4 从绝对支出和支出占比两方面统计的不同收入群体不同年度的医疗保健支出（数据来源：消费者支出调查，美国劳工统计局）

或许最令人不安的是，无论是在绝对支出还是在支出占比上，位于收入顶层1%的群体在个人保险和退休金两方面的支出都明显更多：位于收入顶层1%的群体总支出的20%都用于这两类消费，而中产阶级的同类消费仅占总支出的8%。2014年，位于收入顶层1%的家庭在医疗保健和退休金两方面平均支出为3.25万美元，而中产阶级家庭的同类平均支出则少于4000美元（位于收入顶层5%和10%的家庭在2014年的同类支出则为2万—2.2万美元）（参见图3.5）。这些投资又使得顶层收入群体在退休后也能维持更好的生活质量，而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则无力负担这种投资。因此，顶层收入群体不仅享受即时的美好生活，同时还要确保未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家人也能维持同等生活水平。相比手表、手袋或汽车等更容易彰显社会地位的商品，这些更昂贵的投资才能真正创造生活机会和代际流动性。

图3.5 从绝对支出和支出占比两方面统计的不同收入群体不同年度的退休保障支出（数据来源：消费者支出调查，美国劳工统计局）

拥有的钱越多，你就能负担越昂贵的生活要素——教育、健康和退休储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原本是美好生活的基本要素，并且能让人终身受益，但同时却也是大多数人无力负担的投资，尤其是对中产阶级和穷人而言。中产阶级家庭完全有能力负担一辆运动型多功能汽车，它比顶尖大学的学费显然便宜太多，也比不上每年将收入的15%作为退休金储蓄起来的钱，更何况它或许还象征了某种向上流动的社会地位。好的健康保险每年要花费数千美元，而且这还不包括过敏测试或皮肤医学等专业医疗支出。中产阶级和富人之间消费不平等的加剧并不是因为中产阶级在这些类别上的支出减少了，而是因为富人在这些方面的支出明显增加（参见图3.3—3.5）。事实上，李晓正和我的同事加里·佩因特（Gary

Painter）认为，自2008年经济大衰退以后，不同收入群体在“关键人力投资类别”方面的支出不平等逐渐加剧，其相关研究资料也证实了这一观点。通过对一般消费模式的观察我们会发现，工业革命和批量生产带来的好处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享受美好生活。但不论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买多少个蔻驰（Coach）手袋或多少辆多功能休旅车，都不能与有钱送孩子上普林斯顿大学相提并论。更令人担忧的是，晓正和佩因特还发现，富人和中等收入及低收入群体之间在教育支出上的巨大差异并不是从大学教育阶段才开始，而是在更早的时候就已萌芽（小学和中学学费），导致不同社会经济阶层在教育发展方面提前十几年就分道扬镳，而且落后者几乎不可能追上先行者。[34]双方或许在炫耀性消费方面还能一较高下，但在超高成本非炫耀性消费方面，新的贫富分化已泾渭分明。

在思考这些非炫耀性商品时，我不禁想起C.赖特·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中令人心寒的论述。米尔斯是20世纪中期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社会学家，他当时就担心美国精英阶层正在寻找让其他人可望而不可即的社会阶层向上流动之路。在形形色色既影响自己的命运又影响整个社会的生活竞技场上——政治、政府、公众人物、受人尊敬的职业和学历——精英阶层毫不留情地让其他人出局。这一模式的问题在于，他们后来就变成了整个社会的决策人。精英阶层实质上创造了一种“优势集聚”，并且只投资于其他精英及其利益，不考虑其他人的利益。米尔斯并不认为这种情况非常恶劣，但尽管如此，它的影响却是灾难性的，因为这种漠视他人的做法加剧了“权力精英”和其他人之间的分化。“上层阶级已经将热衷于不同层面权力的成员收入麾下，他们对权力的这种热衷已经通过各种俱乐部、血缘关系、公司和律师事务所广泛分享……它们蔓延至各种权力机构的领导层，”米尔斯写道，“因此，在上层阶级的内部圈子里，那些最庞大、最重要的机构最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问题恰恰与特定的亲密小团体的情感和担忧融为一体……在自己都还没意识到的情况下，他们就自觉立志成为——如果不是确信他们就是——拥有决定权的人。”[35]而米尔斯的观察结果也完全适用于今天的现实情况。

21世纪，精英阶层通过在能彻底展现和塑造其生活品质、未来前途和代际流动性的商品上的消费来进一步巩固其社会地位。这种消费模式明显受到志向阶级的富有成员和更广泛的顶层收入群体的青睐。做出这样的非物质化消费选择后，这些新精英阶层与中产阶级在消费模式上的偏差就更大了，低收入群体和真正的穷人更是无法与之相比。正是这些偏差创造出一系列标准。象征性分界线和文化资本将其他人排除在外，在这两个互不相连的社会阶层之间制造出明显的差异。而且更令人不安的是，富裕志向阶级消费的东西——教育、医疗保健、育儿服务（不是银汤匙、豪车或精致的瓷器）——正是那些在代际间构建社会资本和创造几乎令人无法通过物质商品消费来逾越的阶级分界线的商品。因为支付精英大学学费可能比购买银汤匙更值得称道，而且志向阶级要辛苦挣钱才能支付学费，所以他们相信自己理所应当得到现在的社会地位。而享受这些大学和小提琴学费的幸运儿们也将相信，他们比以前那些世袭精英更有资格获得属于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一生都在学习乐器和第二语言，还要参加各种备考课程，这些付出让其深信自己是通过努力才在社会上赢得一席之地的。或许在某种情况下这一说法也不无道理。但正如可汗在其书中对这群精英中的精英——很多志向阶级也是其中一员——所评价的那样：“精英教育制度是一种社会安排：它是一套松散的规则，可以为了掩盖优势而被人修正，始终都是以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为其辩护。”[36]因此，普林斯顿大学学生可能确实有努力工作，但其中很多人从一开始就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处于精英地位，甚至正是凭借这一优势才被如此久负盛名的大学录取。在这些学生的成长过程中，大多数人早已获得各种知识和文化资本，使其能够轻松融入普林斯顿的学生群体。斯泰西·戴尔（Stacy

Dale）和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的研究也表明，精英教育本身并不会自动产生阶层的向上流动性。（事实上，戴尔和克鲁格断言，那些“未被注意到的特性”才能对那些就读精英大学的人所获得的成功给出合理解释，而不是那些大学本身。）[37],[38]价值观、信息和阶级的融合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层次分明，几乎到了无法调和的程度。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我们将看到，志向阶级的消费模式中常透出一种道德感和理所应当的情绪。而他们对催生了这种消费实践和行为的必要特权则选择了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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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剧《黑道家族》（The

Sopranos）中的一个虚构人物。

第4章

育儿：21世纪的炫耀性休闲

在我去过的公园游乐场里，那些穿着紧身牛仔裤、戴着超大太阳镜的都市妈妈们互相之间都在使用一系列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但是原来母乳喂养才是进入俱乐部的真正门票……于是就像之前的许多女性一样，我也觉得自己被困在了装满中产阶级妈妈们含糊不清的不满的监狱中：虽然因此脾气暴躁，但又因为享有优越感而不值得被同情，我一只手要负责哺乳，另一只手则要忙着接电话，同时还要嚷嚷着让我的大孩子们喝下百分百的有机纯果汁——这就是弗里丹（Friedan）所说的“无名的难题”，同时忙几件事的现代妈妈们都要面对的难题。

——汉娜·罗森（Hanna

Rosin），“反母乳喂养案例”，

《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2009年4月）

对于我们这些以英语为母语的妈妈们而言，我们哺乳的时间——就像华尔街奖金的多少——就是一种绩效评测的指标……我们都知道，哺乳时间是我们相互竞争的具体方式。

——帕梅拉·德鲁克曼（Pamela

Druckerman），

《法国妈妈育儿经》（Bringing

Up

Bébé）

2012年，美国儿科学会重申其长期坚持的建议，所有孩子从出生到6个月都应该完全采取母乳喂养，并且应该坚持母乳喂养到其满12个月。[1]早已有无数研究证明了母乳喂养比使用婴儿配方奶粉更有实质性好处（孩子免疫系统更强，肠胃问题更少，不再频繁耳痛，甚至智商也更高）。最近在英国进行的一项研究则把母乳喂养与向上的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和向下的社会流动性的减少联系在了一起。该研究表明，母乳中的特定营养成分以及母乳喂养时母子之间肌肤相亲的亲密关系能促进婴儿的神经发育，改善其情绪压力水平，使其茁壮成长，继而提升其社会地位。[2]

很多批评家注意到，有一些女性因为生理上的原因无法母乳喂养或是有泌乳问题，因此，这种建议给这些女性造成了极大压力。然而，我采访的一位泌乳顾问表示，只有不到1%的女性有上述问题，一些女性的确因为泌乳问题而完全无法母乳喂养。而且，母乳还是免费的，这是母乳喂养的另一个好处，除此之外，它还可以降低产后臀腰比（通俗而言就是：减轻更多孕后体重），并且比冲泡一瓶配方奶粉操作更简单。乍一看，这似乎很简单（比如说只需要给孩子喂奶），但当你深究下去，就会发现它比看上去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