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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墨家用这样的“辩”，反驳了认为“杀盗”不合兼爱的反对意见。

对其他各家的批评

后期墨家用他们的“辩”，不仅反驳其他各家反对墨家的意见，而且批评其他各家。例如，《墨经》中有许多反对名家辩论的意见。我们会记得，惠施有“合同异”之辩。在他的“十事”中他由“万物毕同”的前提，得出“汜爱万物，天地一体也”的结论。在后期墨家看来，这是一个谬论，它是由“同”字的歧义引起的。他们指出“同”有四种。《经上》篇说：“同：重、体、合、类。”《经说上》解释说：“同：二名一实，重同也；不外于兼，体同也；俱处于室，合同也；有以同，类同也。”《经上》和《经说上》还讨论了“异”，异与同正好相反。

《墨经》并没有点惠施的名。事实上，《墨经》各篇也没有点任何人的名。但是，从对于“同”字的分析看，惠施的谬误也就清楚了。说“万物毕同”，是说它们同类，是“类同”。但是说“天地一体也”，是说它们有部分与全体的关系，是“体同”。由类同为真的命题不能推论出体同的命题也为真，虽然都用了“同”字。

对于公孙龙的“离坚白”之辩，后期墨家只从实际存在于物理世界的具体的坚白石着想。所以他们主张坚、白同时存在于石中，认为“坚白不相外也”（《经上》），“必相盈也”（《经说下》）。“不相外”就是不互相排斥，“相盈”就是互相渗透。

后期墨家也批评了道家。《经下》篇说：“学之益也，说在诽者。”《经说下》篇解释说：“学也，以为不知学之无益也，故告之也。是使知学之无益也，是教也。以学为无益也，教，悖！”

这是批评老子的话：“绝学无忧。”（《老子》第二十章）老子这句话认为学是无益的。照后期墨家所说，学和教是互相关联的，若要绝学，也要绝教。只要有教，则必有学；教若有益，学就不会无益。既然以“学无益”为教，这个教的本身正好证明学是有益的。

《经下》篇说：“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经说下》篇解释说：“谓，所谓非同也，则异也。同则或谓之狗，其或谓之犬也。异则或谓之牛，其或谓之马也。俱无胜，是不辩也。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这解释是说：说话的时候，人们所说的，不是相同，就是相异。一人说是“狗”，另一人说是“犬”，就是相同。一人说是“牛”，另一人说是“马”，就是相异。（这就是说，有相异，就有辩。）没有人获胜，就无辩。辩，就是其中有人说是如此，另有人说不是如此。谁说得对谁就获胜。

《经下》篇又说：“以言为尽悖，悖。说在其言。”《经说下》篇解释说：“以悖，不可也。之人之言可，是不悖，则是有可也；之人之言不可，以当，必不审。”这解释是说：以言为尽悖，此说不可以成立。如果持此说的人，其言可以成立，则至少此言不悖，还是有些言可以成立；如果其言不可成立，则以此说为当者也就错了。

《经下》篇又说：“知，知之否之是同也，悖。说在无以也。”就是说，说知之与不知之是相同的，此说悖，理由在于“无以”，即没有凭借。《经说下》解释说：“知，论之，非知无以也。”就是说，只要有知识，就有关于知识的讨论。除非没有知识，才没有凭借来讨论。

《经下》篇还说：“非诽者悖，说在弗非。”就是说，谴责批评，是悖谬的，理由在于“弗非”，即不谴责。《经说下》解释说：“非诽，非己之诽也。不非诽，非可诽也。不可非也，是不非诽也。”就是说，谴责批评，就是谴责你自己的谴责。如果你不谴责批评，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谴责的。如果你不能够谴责批评，这就意味着不谴责批评。

这都是对于庄子的批评。庄子以为，在辩论中，什么也不能够决定。他说，即使有人获胜，胜者未必正确，败者未必错误。但是在后期墨家看来，庄子说这番话，正是表明他不同意于别人，他正是在和别人辩论。他若辩赢了，这个事实不就正好证明他错了？庄子又说：“大辩不言。”还说：“言辩而不及。”（《庄子·齐物论》）所以“言尽悖”。庄子还进一步认为，万物各从自己的道、自己的意见来看，都是正确的，这个不应当批评那个。但是在后期墨家看来，庄子所说的就是“言”，其本身就是批评别人。如果“言尽悖”，庄子的这个“言”难道就不悖吗？如果一切批评都应当受到谴责，那么庄子的批评就应当第一个受到谴责。庄子还侈谈不要有知识的重要性。但是他这样侈谈和讨论，本身就是一种知识。若真的没有知识了，那就连他的讨论也没有了。

后期墨家在批评道家的时候，揭示出了一些也在西方哲学中出现过的逻辑悖论，只有在现代建立了新的逻辑学，这些悖论才得到解决。因此在当代逻辑学中，后期墨家所做的批评不再有效了。可是，我们看到后期墨家如此富于逻辑头脑，实在令人赞叹。他们试图创造一个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纯系统，这是中国古代其他各家所不及的。

第22章

阴阳家和先秦的宇宙发生论(1)

本书第二章说过，阴阳家出于方士。《汉书·艺文志》根据刘歆《七略·术数略》，把方士的术数分为六种：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

六种术数

第一种是天文。《汉书·艺文志》中说：“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

第二种是历谱。《艺文志》中说：“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凶厄之患，吉隆之喜，其术皆出焉。”

第三种是五行。《艺文志》中说：“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

第四种是蓍龟。这是中国古代占卜用的两种主要方法。后一种方法是，管占卜的巫史，在刮磨得很光滑的龟甲或兽骨上，钻凿一个圆形的凹缺，然后用火烧灼。围绕着钻凿的地方，现出裂纹。根据这些裂纹。据说可以知道所问的事情的吉凶。这种方法叫“卜”。前一种方法是，巫史用蓍草的茎按一定的程序操作，得出一定的数的组合，再查《易经》来解释，断定吉凶。这种方法叫“筮”。《易经》的卦辞、爻辞本来就是为筮用的。

第五种是杂占，第六种是形法。后者包括看相术以及后来叫做“风水”的方术。风水的基本思想是：人是宇宙的产物。因此，人的住宅和葬地必须安排得与自然力即风水协调一致。

周朝头几百年，封建制全盛的时期，每个贵族的室、家都有这些术数的世袭专家，以备有大事的时候顾问。可是随着封建制的解体，这些专家有许多人都失去了世袭职位，流散全国，在民众中继续操业。这时候他们就被称为“方士”。

当然，术数的本身是以迷信为基础的，但是也往往是科学的起源。术数与科学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以积极的态度解释自然，通过征服自然使之为人类服务。术数在放弃了对于超自然力的信仰并且试图只用自然力解释宇宙的时候，就变成科学。这些自然力是什么，其概念在最初可能很简单、很粗糙，可是在这些概念中却有科学的开端。

阴阳家对于中国思想的贡献就是如此。这个学派力求对自然物事只用自然力做出积极的解释。所谓积极的，我是指实事求是的。

中国古代，试图解释宇宙的结构和起源的思想中有两条路线：一条见于阴阳家的著作，一条见于儒家的无名作者们所著的《易传》。这两条思想路线看来是彼此独立发展的。下面我们要讲的《洪范》和《月令》，强调五行而不提阴阳；《易传》却相反，阴阳讲了很多，五行则只字未提。可是到后来，这两条思想路线互相混合了。到司马谈的时代已经是如此，所以《史记》把他们合在一起称为阴阳家。

《洪范》所讲的五行

五行通常译为Five

Elements（五种元素）。我们切不可将它们看做静态的，而应当看做五种动态的互相作用的力。汉语的“行”字，意指to

act（行动），或to

do（做），所以“五行”一词，从字面上翻译，似是Five

Activities（五种活动），或Five

Agents（五种动因）。五行又叫五德，意指Five

Powers（五种能力）。

“五行”一词曾出现于《书经》的《夏书·甘誓》，传统的说法说它是公元前20世纪的文献。但是《甘誓》是伪书，即使不是伪书，也不能肯定它所说的“五行”，与其他有确凿年代的书所说的“五行”，是不是一回事。五行最早的真正可靠的记载，见于《书经》的另一篇：《洪范》。照传统的说法，公元前12世纪末周武王克商以后，向商朝贵族箕子问治国的“大法”（《洪范》），箕子讲了这一番话，题为“洪范”。在这篇讲话里，箕子说他的思想本是由禹而来，禹是传说的夏朝的创建人，据说生活在公元前22世纪。作者提到这些传说，都是为了增加五行说的重要性。至于《洪范》的实际年代，现代学术界倾向于定在公元前4世纪或前3世纪内。

《洪范》中列举了“九畴”：“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我们且跳到第八：“八、庶征：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一极备，凶；一极无，凶。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哲，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

所谓“庶征”就是各种象征。这些象征是：雨、阳光、热、寒、风。它们都必须及时。这五者如果按正常秩序来得很充足，各种植物就会长得茂盛而丰饶。其中任何一种，如果极多，或者极少，就会造成灾害。以下是吉庆的象征；君主的严肃，将随之以及时雨；君主有条理，将随之以及时的阳光；君主的明智，将随之以及时的热；君主的谋虑，将随之以及时的寒；君主的圣明，将随之以及时的风。以下是不吉的象征：君主的猖狂，将随之以连续的雨；君主的越礼，将随之以连续的阳光；君主的逸乐，将随之以连续的热；君主的急躁，将随之以连续的寒；君主的愚昧，将随之以连续的风。

在《洪范》里，我们看到，五行的观念还是粗糙的。《洪范》的作者说到五行的时候，所想的仍然是实际的物，如水、火等，而不是以五者为名的抽象的力，如后人所讲的五行那样。作者还告诉我们，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是互相关联的，君主方面的恶行就导致自然界异常现象的出现。这个学说，被后来的阴阳家大为发展了，叫做“天人感应论”。

有两种学说进一步解释了这种感应的原因。一种是目的论的。它认为君主方面的恶行，使“天”发怒。这种怒造成异常的自然现象，代表着“天”给君主的警告。另一种是机械论的。它认为君主的恶行自动造成自然界的混乱，因而机械地产生异常现象。全宇宙是一个机械结构。它的一部分出了毛病，其他部分也必然机械地受到影响。这种学说代表了阴阳家的科学精神，而前一种学说则反映了阴阳家的术数根源。

《月令》

阴阳家第二篇重要文献是《月令》，最初见于公元前3世纪末的《吕氏春秋》，后来又载入《礼记》。《月令》的得名，是由于它是小型的历书，概括地告诉君民，他们应当按月做什么事，以便与自然力保持协调。在其中，宇宙的结构是按阴阳家的理论描述的。这个结构是时空的，就是说，它既是空间结构，又是时间结构。由于位于北半球，古代中国人十分自然地以为南方是热的方向，北方是冷的方向。于是阴阳家就把四季与四方配合起来。夏季配南方；冬季配北方；春季配东方，因为东方是日出的方向；秋季配西方，因为西方是日落的方向。阴阳家还认为，昼夜变化是四季变化的小型表现。从而，早晨是春季的小型表现，中午是夏季的小型表现，傍晚是秋季的小型表现，夜间是冬季的小型表现。

南方和夏季都热，因为热在南方、在夏季“火德盛”。北方和冬季都冷，因为在北方、在冬季“水德盛”，冰、雪都与水相连，都是冷的。同样地，“木德盛”于东方和春季，因为春季万木生长，而东方与春季相配。“金德盛”于西方和秋季，因为金与秋季都有肃杀的性质，而西方与秋季相配。这样，五行（五德）有四样都说到了，只剩下土德还没有确定方位和季节。可是《月令》说了，土是五行的中心，所以在方位上居于四方的中央，在季节上居于夏秋之交。

阴阳家试图用这样的宇宙论，既从时间又从空间解释自然现象，还进一步认为这些现象与人类行为密切联系。所以《月令》做出规定，天子应当按月做哪些事，才符合名义。

《月令》告诉我们：“孟春之月……东风解冻，蛰虫始振。……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人的行为必须与此协调一致，所以在此月，天子“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禁止伐木，毋覆巢。……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如果天子在每月不按适合本月的方式行动，就要造成异常的自然现象。例如，“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早落，国时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猋风暴雨总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均见《礼记·月令》）。

第23章

阴阳家和先秦的宇宙发生论(2)

邹衍

公元前3世纪阴阳家的主要人物是邹衍。据司马迁《史记》，邹衍是齐国（今山东省中部）人，在孟子之后不久。他著书十余万言，都已经失传了。可是司马迁对于邹衍的学说做了颇详细的说明。

《史记》的《孟子荀卿列传》中说，邹衍的方法是“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他的兴趣似乎集中在地理和历史方面。

关于地理，司马迁写道：邹衍“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