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节（第2601-2650行） (53/206)

都是那时我亲眼看他写的。

在杭州待了两个月，放寒假前，他便匆匆地回去了；他实在离不开家，临去时让我告诉

学校当局，无论如何不回来了。但他却到北平住了半年，也是朋友拉去的。我前些日子偶翻

十一年的《晨报副刊》，看见他那时途中思家的小诗，重念了两遍，觉得怪有意思。北平回

去不久，便入了商务印书馆编译部，家也搬到上海。从此在上海待下去，直到现在——中间

又被朋友拉到福州一次，有一篇《将离》抒写那回的别恨，是缠绵悱恻的文字。这些日子，

我在浙江乱跑，有时到上海小住，他常请了假和我各处玩儿或喝酒。有一回，我便住在他

家，但我到上海，总爱出门，因此他老说没有能畅谈；

他写信给我，老说这回来要畅谈几天才行。

十六年一月，我接眷北来，路过上海，许多熟朋友和我饯行，圣陶也在。那晚我们痛快

地喝酒，发议论；他是照例地默着。酒喝完了，又去乱走，他也跟着。到了一处，朋友们和

他开了个小玩笑；他脸上略露窘意，但仍微笑地默着。圣陶不是个浪漫的人；在一种意义

上，他正是延陵所说的“老先生”。但他能了解别人，能谅解别人，他自己也能“作达”，

所以仍然——也许格外——是可亲的。那晚快夜半了，走过爱多亚路，他向我诵周美成的

词，“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我没有说什么；那时的心情，大约也不能说什么的。我们

到一品香又消磨了半夜。这一回特别对不起圣陶；他是不能少睡觉的人。他家虽住在上海，

而起居还依着乡居的日子；早七点起，晚九点睡。有一回我九点十分去，他家已熄了灯，关

好门了。这种自然的，有秩序的生活是对的。那晚上伯祥说：“圣兄明天要不舒服了。”想

起来真是不知要怎样感谢才好。

第二天我便上船走了，一眨眼三年半，没有上南方去。信也很少，却全是我的懒。我只

能从圣陶的小说里看出他心境的迁变；这个我要留在另一文中说。圣陶这几年里似乎到十字

街头走过一趟，但现在怎么样呢？我却不甚了然。他从前晚饭时总喝点酒，“以半醺为

度”；近来不大能喝酒了，却学了吹笛——前些日子说已会一出《八阳》，现在该又会了别

的了吧。他本来喜欢看看电影，现在又喜欢听听昆曲了。但这些都不是“厌世”，如或人所

说的；圣陶是不会厌世的，我知道。又，他虽会喝酒，加上吹笛，却不曾抽什么“上等的纸

烟”，也不曾住过什么“小小别墅”，如或人所想的，这个我也知道。

１９３０年７月，北平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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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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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无话可说

十年前我写过诗；后来不写诗了，写散文；入中年以后，散文也不大写得出了——现在

是，比散文还要“散”的无话可说！许多人苦于有话说不出，另有许多人苦于有话无处说；

他们的苦还在话中，我这无话可说的苦却在话外。我觉得自己是一张枯叶，一张烂纸，在这

个大时代里。

在别处说过，我的“忆的路”是“平如砥”“直如矢”的；我永远不曾有过惊心动魄的

生活，即使在别人想来最风华的少年时代。我的颜色永远是灰的。我的职业是三个教书；我

的朋友永远是那么几个，我的女人永远是那么一个。有些人生活太丰富了，太复杂了，会忘

记自己，看不清楚自己，我是什么时候都“了亮玲玲地”知道，记住，自己是怎样简单的一

个人。

但是为什么还会写出诗文呢？——虽然都是些废话。这是时代为之！十年前正是五四运

动的时期，大伙儿蓬蓬勃勃的朝气，紧逼着我这个年轻的学生；于是乎跟着人家的脚印，也

说说什么自然，什么人生。但这只是些范畴而已。我是个懒人，平心而论，又不曾遭过怎样

了不得的逆境；既不深思力索，又未亲自体验，范畴终于只是范畴，此处也只是廉价的，新

瓶里装旧酒的感伤。当时芝麻黄豆大的事，都不惜郑重地写出来，现在看看，苦笑而已。

先驱者告诉我们说自己的话。不幸这些自己往往是简单的，说来说去是那一套；终于说

的听的都腻了。——我便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自己其实并没有什么话，只是说些中外贤哲

说过的和并世少年将说的话。真正有自己的话要说的是不多的几个人；因为真正一面生活一

面吟味那生活的只有不多的几个人。一般人只是生活，按着不同的程度照例生活。

这点简单的意思也还是到中年才觉出的；少年时多少有些热气，想不到这里。中年人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