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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37年7月9日，驻北平的第110旅旅长何基沣主动出击，全歼了丰台日军。而天津市长兼第29军第38师师长张自忠，则给何基沣打来电话，不同意他偷袭日军，并说：“现在尚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

何基沣断然拒绝了张自忠的要求，说：“现在的情况，不是我们要打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要打我们。”

由于自己不是何基沣的直接上级，张自忠便通过第29军军部给何基沣下达了“只需抵抗，不许出击”的命令。这样一来，便使得卢沟桥的中国守军处于被动之中。该命令使前线部队丧失了一次歼敌良机，引起官兵对张自忠的不满。

那么，张自忠为什么不主张积极进攻日军？七七事变前后的张自忠，又面临着怎样的尴尬处境呢？

张自忠，字荩忱，山东临清人，1891年生。1912年，张自忠考入天津法政学堂，1917年入冯玉祥西北军，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兼西北军官学校校长等职。1930年中原大战后，西北军宋哲元部被改编为陆军第29军，张自忠任第29军第38师师长兼张家口警备司令。

张自忠的一生，与日本有着解不开的“恩怨情仇”。既抗日，却也忍辱负重地背负着“汉奸”名声，直到他牺牲。

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后继续向长城各要塞进犯。宋哲元委任张为前线总指挥，率第29军与敌在喜峰口到罗文峪一线激战40余日，取得一次次胜利，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决心。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央军撤离平津，蒋介石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随后又迫于日本实行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同意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辖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以宋为委员长，萧振瀛、张自忠、秦德纯等为委员。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使宋一跃而成为华北首屈一指的实力人物，第29军成为华北最大的地方实力集团，成为保卫华北的主要武装力量。

同时，张自忠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并率第38师移驻平津。张的38师辖5个旅，每旅辖2个团，连同特务团，全师共计11个团，兵力近3万人。由于高水准的训练和武器装备的改善，第38师不仅在第29军，甚至在整个华北，都堪称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这一点为后来的抗日实战所证明。

1936年6月，张自忠改任天津市长，上任后，张对天津的吏治、工商财政、文化教育、社会福利和社会治安等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整顿，收到很大效果。以工商业为例，天津市从1925年到1935年经历了长达10年的萧条，张自忠就任后首次出现了增长。但作为天津市长，张不得不周旋于19国驻天津的领事之间，进行外交应酬。

1937年春，日本从关外大批调运关东军入关，平津间的日军增加到三四万人。从4月25日起，日本华北驻屯军在平津近郊频繁进行战斗演习。6月开始进行以攻击卢沟桥、夺取宛平城为目标的昼夜演习。

6月21日，日军华北驻屯军紧急成立临时作战课。一切迹象表明，日本军方正在积极备战。

由于第29军在平津和日军胶着对峙已经有两年，其间冲突事件不断，但都得以政治解决，因此从上到下麻痹大意，对日军的频繁活动缺乏重视。另外，宋哲元等人也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认为平津地区日军以区区3万人，断然无法和10万之众的第29军对抗。干掉这些小日本，还不是小菜一碟？

由于华北抗日空气日渐浓厚，为控制宋哲元，1937年3月底，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以天皇生日为由，邀请宋组团访日，费用由日本支付。宋哲元不愿意去，他说：

“我作为一把手，要是去的话，日本人就会和我谈修铁路、要长芦盐场、煤矿什么的，还有各种权益，如航空权益，那就是掠夺华北资源。我不干这个事。”

在第29军将领里面，张自忠比较稳重，沉默寡言，考虑问题比较周到，宋考虑再三，决定派他去。

1937年3月底，张自忠率团访问了日本。访问之初，适逢名古屋展览会开幕，张作为中国官员前往剪彩。

展览会对面有个伪满洲国办事处，建筑物上挂着伪满国旗。张认为这是对中国的侮辱，因此拒绝剪彩并向日本方面提出抗议。后日方取下伪满国旗，张才参加了剪彩仪式。

在日本期间，日方曾提出所谓“中日联合经营华北铁路，联合开采矿山”的要求，企图逼张在中日经济提携条约上签字。张断然拒绝，并决定提前回国。

消息传出，一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南京政府先是缄默，继之大加指斥，《中央日报》更是长篇累牍地抨击责骂。宋哲元处于蒋介石和日本人的双重压力下，精神极度苦闷。他对秦德纯说：

“日本种种无理要求，皆关系我国主权领土之完整，当然不能接受。可日方时常无理取闹，滋扰无休，确实使我痛苦万分。日方系以我为交涉对象，如我暂离平津，由你负责与之周旋，尚有伸缩余地，我相信你有适当的应付办法。因此我想请假数月，暂回山东乐陵老家，为先父修墓。”

5月，经蒋介石批准，宋哲元一家离开北平，返回山东乐陵老家。但对于张自忠，人们纷纷猜疑。尽管张此次访日没有签订任何协议，但是毫无疑问，张在民众的心中，离“汉奸”只有一步之遥。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处于前线的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等第29军将领发表声明，指出“彼方要求须我军撤出卢沟桥城外，方免事态扩大，但我方以国家领土主权所关，未便轻易放弃，倘彼一再压迫，为正当防卫计，当不得不与之竭力周旋”。并命令当地守军立即还击，坚守阵地。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并未马上大规模进攻，这给了第29军高层以思考的余地。在事关战与和的原则问题上，张自忠和宋哲元、秦德纯等与冯治安、何基沣等主战将领不同，属于主和派。从个人感情上讲，张何尝不想操枪奋起，杀个痛快。但冀察当局和第29军的特殊地位，使他不得不作多方面考虑。

在“卢沟桥事变”中，张自忠也曾抱着保存第29军地盘和实力的初衷，不希望与日军全面开战。因为第29军长期没有地盘，尝尽了寄人篱下的滋味。冀察当局则是代表这支非嫡系部队的一个处于日蒋夹缝中的地方政权。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它需要维持这块地盘和第29军的实力，才能在派系林立的中国立足。

在进驻平津后，局面总算暂时安定了下来。在能够取得日军的谅解以保存地盘和实力的情况下，宋和张都不愿意与日军大动干戈。

另外，张自忠对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的意图估计不足。第29军自进驻平津以来，日军曾多次挑起事端，结果均以中方做出小的让步而告结束。这给了宋、张等人一个错误的判断，使其误以为这次也不过如此。

日军占据北平城

对蒋介石不信任，也是宋哲元、秦德纯、张自忠等人希望与日军妥协的重要原因。历史上，宋、张作为西北军将领多次与蒋介石的中央军交战，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又与蒋介石产生了新的矛盾，双方缺乏互信。

自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与日本妥协的事情已不只一次，冀察当局对于蒋介石这次是否真的会发动全国抗战心存疑虑。而蒋介石“应战而不求战”的指示，也让冀察当局在对日策略上采取了保守的避战立场。

在7月8日的战斗中，第29军官兵击退了日军。日军在7月8日的战斗中没有占到便宜，反而还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中国守军使日军无法攻破宛平城。而何基沣率领的第110旅增援部队，已经赶到了八宝山附近。鉴于后路有被抄袭的危险，日军暂时停止了进攻。

7月9日凌晨3时，日军提议谈判，诡称“失踪日兵业已归队，一场误会希望和平解决”。冀察当局也不希望事态扩大，自然求之不得。中方谈判代表是北平市长秦德纯、冀察政委会委员张允荣。日方谈判代表是松井太久郎、和知鹰二、今井武夫和寺平忠辅。同时，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和张自忠也在天津交涉谈判。

7月9日晨四时，中日双方代表在北平达成了三条协议：

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

二、日军撤退到丰台，我军撤向卢沟桥以西；

三、城内防务除宛平原有保安队外，并由冀北保安队(即石友三部)一部协同城防，人数限三百人，定于本日上午九时到达，并由双方派员监督撤兵。

令人不解的是，这个停战协议是以口头协议形式出现的，因为日方不愿在书面协议上签字，这也足以说明日军并不打算认真履行协议。

也就是说，冀察当局和第29军放弃了继续进攻的有利时机，给了日军从容调兵遣将的时间。而此后，中国守军则渐处于劣势。秦德纯事后才明白：

“详察日方之要求停战，其目的在向其国内作虚伪宣传，说日本如何受中国军队之迫害残杀，作为调动大军侵略之口实，实为缓兵之计。”

7月10日，增援的日军部队已由天津、通州、古北口、榆关等地，携带火炮、坦克等重武器向卢沟桥方向开来。关外，日军的11列运兵火车正向关内开来，其中两列已抵达天津。下午3时，大批日军占领了小井村、大井村、五里店，截断了北平通向卢沟桥的公路。

形势骤然紧张！

但为了迷惑冀察当局，日本人再次制造了谈判气氛来作烟幕弹。7月9日，日本内阁举行会议，通过了给予“卢沟桥事变”的五项意见。根据这个指示，日本华北驻屯军于10日向冀察当局提出交涉。冀察当局表示同意，并派张自忠为交涉负责人。日方对张自忠担任交涉负责人非常满意。因为日方认为，第29军高级将领中，张属于“知日人士”，“与冀察军内其他要人不同，总会对日采取合作方式的。”

这就又给张自忠的脸上抹了一道黑色。

10日下午4时，日方代表松井太久郎同张自忠的代表张允荣进行了3个小时的谈判。之后，松井、张允荣又和日本驻北平武官助理今井武夫一起，不顾天黑雨大，满怀希望地来到张自忠住宅，交涉撤兵问题。

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写道：

“看到张自忠那种容颜憔悴、横卧病榻而进行交谈的样子，甚至对他产生了令人怜惜的悲壮之感，其诚恳的态度更给人一种好感。”

因患痢疾，张自忠卧病在床，听了日方提出的谈判条件后，张的回答大大出乎日本人的意料。张非但不肯答应惩处“肇事”负责人，对于撤退卢沟桥附近军队的问题，也不过主张换换部队而已。

而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与张自忠的交涉，也因意见相左而没有结果。松井二人无功而返，便将交涉的对象转向秦德纯和其他冀察要员。11日晚8时，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与北平市长秦德纯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

毫无疑问，日方签订协定不过是争取时间，敷衍中方。签字后，松井等人立即致电天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和东京陆军省、参谋本部。日本陆军省于当夜广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