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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抗战前的中苏关系十分微妙，时好时坏。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前苏联旗帜鲜明地支援中国抗战。7月13日《真理报》发表了声援中国的文章。14日，前苏联外长李维诺夫接见中国大使蒋廷黻，表示愿意援华，国民政府开始加强对苏关系。

8月21日，中苏两国代表在南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无疑是苏联对中国的重大道义支持。

签约后，蒋介石派军委会参谋次长杨杰、中央执行委员张冲，以“实业考察团”名义赴莫斯科谈判苏联对华军事援助问题；1938年2月，又派孙科为特使赴苏，请求苏联援华。

斯大林明确表态，“苏联愿始终相助”。2月7日，中苏签订《军事航空协定》。3月，苏联向中国提供第一笔长期贷款，用于购买苏联的武器装备。7月，苏联又第二次提供信用贷款。以上两笔贷款各为5000万美元。1939年6月13日，苏联对外贸易部长米高扬与孙科再次达成协议，签订了1.5亿美元贷款条约。一年后，苏联另外再提供5000万美元。以上贷款，中国则以农矿产品作价偿还。

1939年6月16日，中苏又签订了《通商条约》，发展两国的商务关系。

苏联不仅从道义上、物资上支援中国抗战，还先后派遣军事顾问和志愿人员直接帮助中国人民抗战。

据统计，1937年底至1939年夏，苏联派遣来华的军事顾问和专家达3365人。截至1939年底，苏联派出志愿空军飞行员计5个大队2000人和1000余架飞机。苏联志愿空军参加过保卫武汉、重庆、成都、兰州的空战，有200多位飞行员牺牲。

1939年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爆发。苏联对华军援开始逐渐减少。随后，苏联因“东方战线”问题被国联开除。投票时，中国代表投了弃权票。苏联外长为此诘问中国代表，中国向苏联作了解释，并保证“如国联此后有制裁苏联之行动，中国必尽力打消之，使不成立”。

此后，中苏双方依旧友好往来。

1940年5月，国民政府改派邵力子为驻苏大使，加强对苏工作。截至1941年，苏联援华军火与贷款数，是英美两国之和的4.5倍。

毛泽东曾经说过：“抗日战争以来，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真正援助我们，只有苏联是用了大量空军和物资援助了我们。”

连一贯亲美的宋美龄也公开承认：“中国抗战3年来得自苏联之物资援助，实较自英美方面获得之总和多至数倍之多。”

但此后，中苏关系便出现了危机。

1941年4月，前苏联为避免同时与德国、日本的两面作战，保障其远东地区的安全，与日本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

《日苏中立条约》中还附有一项《疆界宣言》，规定双方互相承认外蒙古和伪满洲国。

这显然严重侵害了中国主权。

4月1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奉命发表声明指出：苏日宣言“对中国绝对无效，中国决不能承认”。

《中央日报》记者为此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要求采访潘友新大使，潘友新却托病不出。4月15日，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拜访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莫洛托夫表示：“该条约专为苏联保持和平，与中国无关，谈判时也没有提及中国，不影响中国抗战。”

19日，潘友新大使也向蒋介石说明：“《日苏中立条约》中，没有涉及任何中国问题，苏联对中国的政策与态度始终一贯，毫无改变。”王宠惠外长向参政会留渝委员报告外交情况时，也证实了苏联援华的“西北运输现亦照常维持”，没有中断。

于是，中国当局决定不恶化同苏联的关系，将两国关系维持在现有水平上，继续争取苏联对中国的援助。

5月5日，根据中国的建议，苏联恢复了中断多时的连接重庆的阿拉木图至莫斯科段的航空运输线。5月8日，孔祥熙与苏联大使潘友新就有关中苏物资交换问题进行了谈判。外电为此评论道：

“此项谈判，紧接日苏中立协定之成立而进行，尤有意味，盖可使一般人相信，日苏中立协定并不影响苏联之援助中国。”

但不论中苏之间的关系是蜜月还是冷漠，甚至是反目，新疆问题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敏感节点。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4年底以前，中苏之间的矛盾主要围绕所谓“新疆问题”展开。

抗战爆发以后，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都是通过新疆进行的。当时新疆处于军阀盛世才的控制之下，通过对盛世才的援助，苏联获得了当地石油、农产品和其他矿产资源的控制权。正如苏联外交官阿·列道夫斯基所回忆的：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苏联大量的食品绝大多数来自新疆。”

为保持这种局面，苏联在新疆一直驻有军事机构。但是，1942年7月7日，一向标榜“亲苏、联共、反帝”的盛世才，眼看苏军在对德作战中形势不利，突然向蒋介石表示归顺，并于9月17日逮捕了在新疆协助工作的100多名中共干部。

闻得此讯，蒋介石立即派军队进入新疆支持盛世才，并派宋美龄等人去迪化，称中央已派兵进驻西安、玉门，牵制在哈密的苏军，另将委派外交特派员赴新疆，将外交权收归中央，要求盛世才“肃清”在新疆的中共人员并通知苏军退出新疆。

7月16日，蒋介石召见苏联大使潘友新，通告苏方：今后凡有涉及新疆与苏方关系的事务，概由中国中央政府负责。10月24日，邵力子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会谈，莫洛托夫表示：

“在我国自斯大林与我以及所有参加政治生活之每一人，无不主张中苏两国之亲善……中苏两国在历史上、政治上之关系，须为良好。”

同年12月11日，苏联大使潘友新向蒋介石递交了斯大林的信函。斯大林在信中指出，苏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在过去的艰苦环境中处处都有表现，他相信这种友谊在今后定能继续巩固发展，在战后能奠定两国人民合作的基础，树立全世界永久和平。他相信新疆问题不致影响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蒋介石探明苏联态度后，便想乘机取得对新疆的控制权。为此，他于1943年4月迫使苏军撤出哈密，同年6月派军队进驻哈密。而盛世才则秘密杀害了中共在新疆的领导干部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盛世才转向是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

国民党的反苏、反共行径，遭到中共的严厉批驳，引起盟国的普遍关注。苏联政府通过驻华大使馆向蒋介石表示对国共关系的严重关切，苏联报刊也在几年来第一次发表了抨击国民党的文章。

1944年3月，新疆哈萨克族中的少数分裂主义分子胁迫部分居民逃往外蒙古，中国方面派兵追赶，遭到外蒙军队和飞机的袭击，中苏关系再度紧张。

苏方宣称这是因为中国军队已进入外蒙境内，而中国方面却予以否认，并说明苏联飞机已越境袭击了承化和赤台。蒋介石向美国通报了这件事，一再说这不是一件地方性的偶发事件，希望罗斯福予以注意。

8月11日，反复无常的盛世才又在新疆逮捕国民党员200余人，并致电蒋介石要求将他们召回或撤换，同时还给斯大林打电报表示要“悔过自新”。

蒋介石闻讯立即下令撤销了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调盛世才为国民政府农林部长，任命吴忠信为新疆省主席，同时指示吴忠信和驻苏大使馆参事刘泽荣向苏方表示友好。

然而，中苏关系并未因此而改善。同年11月12日，在苏联的支持下，伊犁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与国民政府脱离了关系。

“临时政府”主席伊力汗吐拉否认新疆是中国的一个省，称“东土耳其斯坦”是其祖国。他的错误说法遭到了临时政府内的阿合买提江·卡斯米、阿布杜克里木·阿巴索夫等人的批评和反对。

阿合买提江指出，新疆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是新疆人民的祖国。阿巴索夫也向新疆人民和广大知识分子宣传中国共产党，赞颂中共的主张，认为新疆人民的斗争是中共领导的人民事业的一部分，要求坚决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他们的观点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并逐渐成为临时政府的领导核心。

苏联驻新疆的主要外交官也认为伊犁政府宣布独立并不妥当，可是也有人表面不置可否，内心却另有主张。

伊犁“临时政府”的成立使蒋介石左右为难。国民政府外交部向他建议：“关于新疆问题，我们应针对苏方策略筹划应付方针。”

外交部分析道：“新省少数民族，因我过去民族政策之错误，故易受苏方之诱惑发生叛变。一旦事变发生，颇难收拾。为谋确保新省之安全须先安定少数民族，放弃过去一贯之高压政策，赋予自治政策，由我督导，增强省防。但必须避免刺激苏联，与苏联协商经济合作须以经济互助为前提，若借助于英美又易启苏联之猜忌，莫若顺水推舟，迎合苏联之意。这样做，一方面可达成我新省之建设，另一方面又可暂时稳定苏联对新疆之态度。”

但蒋介石意识到此事牵涉对苏外交的全局，指示不可盲动。吴忠信秉其旨意，一方面宣抚地方，一方面大讲敦睦外交，并请派青海国民党军队进入新疆，权充后盾。

但是，“新疆问题”并未得到缓解，它与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一样，成为中苏关系中的重大难题。

被“保护”的外蒙

外蒙古原系中国领土，辛亥革命爆发后，沙俄乘机唆使外蒙古封建领主脱离中国宣告独立。1912年到1913年间，沙俄政府擅自同外蒙古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将外蒙古完全置于俄国的“保护”之下。沙俄政府又以“承认中华民国”为诱饵，对袁世凯政府进行讹诈。

1913年11月，袁世凯政府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声明》，追认了“俄蒙协议”，“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虽然声明中载明“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的宗主权”，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却又规定中国政府不能在外蒙设治、驻军和移民，实际上承认了沙俄对外蒙古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