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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到底是会“南进”还是“北进”？在苏德开战之后，日本“北进”的调子高了起来。尤其是刚刚签订了中立条约的外相松冈洋佑积极鼓吹“北进”。不过，由于日本高层各方从现实角度出发的分歧，7月2日，日本决定同时进行“南进”和“北进”的准备。

在南方，日本的空军进驻中国海南岛的基地；在北方，则进行代号为“关东军特别军事演习”的大规模军事调动。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关东军兵力增加到70万人，到1942年甚至达到110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最高当局要求崔可夫顾问团尽快提出报告，判断日本的动向，在这个问题上顾问团的成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些人指出，日本的主攻方向是“北进”，而崔可夫和其他的一些人却在研究了中国和远东的局势，并依据占有的第一手情报分析后，得出了日本将要“南进”的结论。

在当时正确地得到日本主攻方向改变的情报的，不仅仅是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团，潜伏在日本的著名苏联间谍佐尔格等人也得到了准确的情报，佐证了崔可夫所作结论。佐尔格的情报是从日本的高层直接得到的，崔可夫的判断是由中国战场日军的动态和战局的发展方向、结合各种点滴的信息分析综合得出的。

1941年12月8日，正在成都休养的崔可夫起床后，边吃早餐边拿起一份当地的报纸，他吃惊地看到了头版头条上珍珠港事件爆发的消息。在震惊之余，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谜底终于被如愿以偿地揭开了！苏联终于摆脱了日本侵略的威胁，避免了两线作战的严重后果。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终于使中国摆脱了长期的孤军奋战的窘境，

用崔可夫的话来说是“已经成功地完成了预定的任务”。1942年2月，早已急于回国参战的崔可夫接到了返国的通知，结束了自己10个多月的在华使命。

1942年3月，崔可夫从中国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莫斯科。他汇报了在中国的工作之后，就坚决要求上前线。5月，崔可夫被任命为配置在图拉地区的预备队第1集团军副司令员。集团军司令员暂时缺额，指挥部队的责任实际上落在崔可夫的身上。

在卫国战争期间，崔可夫先后指挥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参加了库尔斯克突出部会战，并参加了攻克柏林的战役，成为苏军战史上的一代名将。

尤其是在极为惨烈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苏军47万人牺牲，65万人受伤。有关统计表明，“在这次战役中，进入战斗的士兵平均存活时间仅有24小时，中下级军官的平均存活率也只有3天”。

这次保卫战双方的争夺不是以公里计算的，甚至也不是以米计算的，而是用墙的厚度计算的。崔可夫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口号：“拥抱敌人！”即与德军进行贴身肉搏战。

战争结束后，这座城市已经看不到一栋完整的房屋，甚至看不到一堵完整的墙壁。

一个德国军官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个杀人熔炉！”

崔可夫指挥过的近卫第8集团军，即参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原第62集团军因战功卓著，先后受到最高统帅部17次通令嘉奖。该集团军的军事委员即政委，是后来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中将。

战后，崔可夫在苏军中担任了一系列高级职务。1945—1949年任苏军驻德国军队的集团副总司令、第一副总司令，1949—1953年任总司令，1949年3—11月兼任苏联驻德军管局总指挥，11月起兼任苏联对德管制会主席，1952年，崔可夫上将在苏共十九大上当选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

1953年5月任基辅军区司令员。1955年3月11日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960年4月任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1961年7月兼任苏联民防司令。1966年6月任苏联民防司令。1972起任苏联国防部总监。1952—1961年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1年起为中央委员。他还是苏联第二至第十届最高苏维埃代表。

不能报道的援助

抗战初期，崔可夫率领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40年12月，第4次来到中国的崔可夫带了一份厚礼——150架战斗机、100架轰炸机、300门大炮、500辆吉斯5型卡车以及其他一批相关的装备和备件。这是苏联援助中国的军事物资中最大的一批。

而从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开始，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却远远不止这么多。

这一期间，苏联总共派遣了3665人参加中国抗战，包括约2000名飞行员。他们带来的飞机，据不完全统计，共有1250架，其中包括被苏军爱称为“黄莺”和“燕子”的561架歼击机，222架轰炸机(大部分为“喀秋莎”)，以及100架教练机。还有其他型号的数百架飞机。

在1937—1941年的4年空战中，日军损失了飞机986架，舰船100多艘。而这些日军的飞机大多数是被苏联飞行员击落的，日军王牌飞行员中的“四大天王”中的3名也是被苏联空军志愿队击落殒命的。

在援华作战期间，苏联空军志愿队献出了217名飞行员年轻的生命。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苏联空军的援华志愿队远不如陈纳德“飞虎队”那么有名，中国人对他们的了解也不多。这是因为苏联空军援华战斗时，并未与日本正式宣战，所有志愿队都处于保密状态，对外称“中国空军正义之剑大队”。

对苏军的参战，中国的新闻媒体也都没有做正面报道，只是在报道战况时大力渲染空军的英勇顽强。日军虽然很明白这些与他们在天上搏杀的凶悍的新式飞机就是苏联来援助中国抗战的，但也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因为他们当时并不想和苏联撕破脸。

援华志愿队之所以不太为人所知，还因为苏联军方频繁更换空军志愿队的领导人，也使志愿队缺少陈纳德那样一直在华作战的知名度高的、性格比较另类的带传奇色彩的人物。

但在当时，空军志愿队在他们的驻扎地却广为老百姓所津津乐道。例如1938年在武汉，几乎是尽人皆知这个公开的秘密。

每当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和中国空军升空作战时，武汉的市民都会仰望天空观战，并将战况作为最热门的谈资。如在“4·29”空战那天，长江两岸站满了市民，他们不顾可能遭到的轰炸，仰头看着天上的战斗。每当看见日本飞机被击落，便大声欢呼！

及时雨

中国空军筹建工作始于1927年。虽然抗战开始时，中国空军有300余架各种飞机，但由于这些从法、德等国买回的飞机，质量不一、性能较差，作战能力极为有限，无法正式列装。因此在淞沪空战和南京空战中，中国空军几乎损失殆尽，到南京沦陷后，全军仅剩下了12架尚能修复的飞机。

中国空军遭受重创后，日本空军更加狂妄，肆无忌惮地到处轰炸中国抗日军队和无辜百姓。

正当此时，斯大林决定向中国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专家和志愿飞行员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斯大林任命日加诺夫为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的空军高级顾问，具体负责组建苏联空军志愿队。

接受任务后，日加诺夫立即与各方面取得联系，筹划志愿队的组建工作。短时间的努力卓有成效，苏联空军部队同意抽调出一批人员和装备，并于1937年11月中下旬，正式组建成立了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

志愿队共有5个航空队，即两个驱逐机队、两个轻轰炸机队和一个重型轰炸机队，主要机型是伊—15、伊—16、CB—2、CB—3和ДB—3。这些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和轰炸机。

11月底，斯大林命令志愿队立即飞往中国。

由于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是中苏间的秘密商定，为不引起日军注意，苏联首批援华的200多架轰炸机全部由苏联空勤组驾驶，或从阿拉木图起飞，沿一条缺少机场又没有导航设施的艰难航线经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哈密飞到甘肃的兰州；或从伊尔库斯克起飞，经过蒙古飞至兰州。这些飞机和人员除少部分留在兰州待命外，大部分陆续由兰州飞往各战区参战。

驱逐机飞抵中国的方法更加隐秘，它们先是在苏联境内全部分解开来，由汽车运输队运到新疆，然后在新疆重新装配，再由中苏飞行员驾驶飞往兰州。

随机而来的有苏联最优秀的机械师和飞行员，他们最早的任务是在兰州训练中国飞行员，帮助他们掌握苏联飞机的性能和驾驶技术。

在苏联机械师和飞行人员的耐心帮助下，中国飞行员在很短的时间里便掌握了这批先进飞机的性能和飞行技术要领。随后，这些飞机陆续飞往南京、南昌、汉口等地参加抗战。

1937年12月25日，苏联又派遣了一批驱逐机、轰炸机飞抵中国。

苏联空军志愿队的援华，大大地增加了中国空军的战斗力。到1938年2月下旬，中国飞机总数增至217架，按当时中国空军飞行员的员额，差不多可以达到每人一架。

据陈纳德回忆：“当那些驻华的美国外交官正忙于促使美国空军人员离开中国时，苏联的空军却到中国来了。他们派来四队战斗机，两队轰炸机，装备都很完备，准备抵抗日本。”

同年春，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中将亲自飞到兰州，了解苏联向中国提供的作战飞机的具体情况。

“黄莺”和“燕子”

1937年12月1日，在南京陷落前夕，普罗科耶夫率领一队驱逐机联机飞抵南京机场，抗击日军对南京的轰炸。这是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在中国首次参加空战。

抵达当天，援华志愿队就连续5次升空，第二、三天又继续作战，3天时间击落敌机近20架。

12月2日，另一队苏联飞机在科兹洛夫率领下，组成9机编队，轰炸了停泊在上海水域的日军舰船，炸沉敌巡洋舰1艘和6艘其它舰船。这是苏联空军志愿队来华后，取得的第一个攻击日本海军的出色战绩。

南京沦陷后，苏联空军志愿队分别撤到南昌、汉口、孝感、衡阳等地。驻汉口的苏联空军志愿队有轰炸机第一大队、驱逐机第一和第二大队，后增至5个大队共180架飞机。他们参加了著名的“2·18”、“4·29”、“5·31”等武汉大空战和“2·23”远袭台北的轰炸战斗。

当时在中国作战的伊-15、伊-16，都是苏军的一线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