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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24日

今天，美国人参观了王震的359旅。主要有戴维·巴雷特，雷吉纳尔德·福斯和布龙克·多兰。雷蒙德·卢登也积极参加了。

汽车把美国人和记者送到359旅的驻地南泥湾。

我也没有让自己错过这次参观的机会。

美国人被介绍给359旅的各位指挥官，这个旅让美国人看了它的武器，介绍了它的军功，一切似乎都经过了预演，以便给来宾留下深刻的印象。

巴雷特上校给战士们讲了话。

1944年9月10日

谢伟思是观察组最积极的成员。上次与中共中央主席会谈时，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谢伟思认为，这些问题不回答，进一步会谈不可能有什么意义。

实际上美国人想探毛泽东的口气：只要你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知道你有多少诚意。

谢伟思问毛泽东，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基础上，美国资本才能在中国投资，以及他如何看待美国人来主持或被允许参与管理大型工业企业。谢伟思也对中国雇用美国工程师、技术专家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我们不能不说谢伟思的想法有着很强的预见性。在贫穷落后，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偏居一隅，又远远谈不上把握经济大局的延安，来探讨外国对中国的投资问题，似乎有些不着边际。但在30多年后，这些期待却都变成了现实。)

他接着便直截了当地问毛泽东，他认为中国未来的国家机器（其形式和内容）会是什么样的？以及中共领导人计划如何夺取国家政权？

谢伟思能使参加会谈的人毫不怀疑中国未来的政治结构的性质，就是建立一个以中共为领导力量的人民中国，尽管谢伟思并没有直率地谈这一点。

谢伟思顺便谈到美国人对这个未来机构的看法。

“你们的经济计划是什么？”谢伟思问道，“它的实质是什么？步骤如何？在这方面，你们是否要学苏联的样子来建设工业基础呢？你们是否不管生活水平多么低，也要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呢？你们是否只建设工业而不去提高生活水平呢？”

他还告诉中共中央主席，美国大使馆已接到华盛顿方面的一份重要电报，希望重庆政府进行改组。这意味着要给蒋介石施加压力。因此，中国的舆论（主要的报纸、社会集团、政治领导人等）也会受到压力。谢伟思宣布，白宫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新政府，一个联合政府，是适宜的。这个政府一定要包括所有有影响的政治组织、集团、党派的代表，当然，也包括共产党的代表。

因此，美国对华政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华盛顿已经投身于一场争夺，以便攫取这个国家的重要阵地，并控制特区。罗斯福政府相信，它在特区建立一个亲美派集团的努力将不会受挫。

谢伟思显然是美国观察组最重要的成员。在延安开头的几个星期，他不谈政治。好几次，当中国同志向他提出一些政治问题时，他躲躲闪闪，说他和观察组的所有其他成员一样，只关心军事方面的事情。但是现在，他已经作为美国的全权代表，大谈特谈起政治来了。无疑，他在向重庆报告他的会谈结果，由重庆转送华盛顿。

很清楚，美国和中共领导的政策，在共同目的、永久联盟以及这一联盟对双方的好处等方面是吻合的。在这些会谈中苏联的幽灵总是出现，对与会者有着明显的影响。总体来说，会谈并未摆脱紧张、仓促、不够坦率和互不信任的气氛。但是美国人在延安一点儿也不拘束。

4个星期以来，谢伟思一直在同中共中央主席以及中共许多高级官员探讨一些他以前同他们探讨过的问题。他会见了叶剑英、博古、周恩来等人。

1944年9月22日

毛泽东同我谈了整整两个小时。现把他的话简述如下：

美国人连一个中国问题都解决不了，更谈不上解决整个远东的复杂问题了。这就是说，在最关键的时刻，不能没有莫斯科的参加。通过苏联的介入，以及苏联东部边界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的解决，也就“解决了中国的棘手问题”。蒋介石显然是反对莫斯科的这一行动的。

中国人考虑到苏联蒙受的巨大损失以及目前军事人员的短缺，准备给予必要的援助。中共领导要挑选一万多名指挥员，送到西伯利亚去受训。这些指挥人员将担任庞大的中国军队的领导，这支军队能帮助在“满洲”和其他日占区的苏联军队。

显然，这个计划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被搁置了。

晚上，巴雷特和朱德、叶剑英进行会谈。

朱德和叶剑英对美国人说：

“如果蒋介石的政府和最高司令部改组，而中共又不能得到美国人的武器、军火和其他援助，那么将来的反攻，特别是抗日的胜利，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场长期的内战。美国对贸易、投资以及稳定的市场感兴趣。但内战会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

这是中共中央主席事先授意朱德和叶剑英这样说的。叶剑英亲口告诉了我。

万一他们的计划失败，中共将准备采取重大的政治行动。

毛泽东打算把特区和分布在山西、河北、山东、江苏、河南、湖北等省的敌后根据地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政府。这就是说，中国将成立第二个政府。中共领导人不仅不想隐瞒这个计划，而且相反，把计划的详情热心地告诉了盟国。

美国人原则上不反对这个计划，但是建议，这个政府不妨称为“中国解放区民主联合政府”。

毛泽东正向美国人施加种种压力，并通过他们向蒋介石施加压力。

（这是迄今为止，至少是笔者从未见到过的一段史料。在中国要成立“第二个政府”，甚至美国人也能接受这个意见，这不啻天方夜谭！至少，蒋介石是绝对难以接受的。很显然，这是中共领导人打出的一张牌，是用来试探美国对中共的态度的。)

1944年10月7日

聂荣臻、蔡畅、李富春、李立三、周恩来、邓颖超、傅钟、罗迈（即李维汉）、徐特立、陈毅、王若飞、向警予和其他一些老资格的中共官员都曾在法国留学（朱德和叶剑英是留德的）。经同法国一有关团体达成的协议，他们的学费由一个资产阶级启蒙组织负担。

李立三正是在欧洲接受了那种无政府、盲动主义的哲学，强调暴动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方式”。毛泽东虽然谴责李立三的观点，但仍然同他保持颇为良好的私人关系。他和毛是同乡，一度关系很好。毛泽东这个湖南人并不是真的讨厌李立三。他公开谴责李，只是一种政治策略。李立三在法国留学回来之后，在争夺党领导权的富田事件之前，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后来因他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而被共产国际免去了领导职务。

今天威廉·伯金准将颁发奖章给巴雷特上校。中共领导人为受奖者举行了露天宴会。会场上摆了个大桌子。美国人由巴雷特带领，依次走向桌子，崭新的勋章在他胸前闪闪发光。人们向他献花祝贺。

毛泽东和朱德向巴雷特表示衷心的祝贺。然后毛泽东就走到美国人中间，摆好姿势让记者照相。叶剑英发表了讲话。他说，巴雷特上校获得勋章，这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嘉奖，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同观察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1944年11月1日

10月27日日本人发动了新的大规模攻势。目的显然是占领铁路、摧毁陈纳德将军的空军基地，阻止盟军在中国沿海地区参战，削弱中央政府的力量。

蒋介石任命美国少将艾伯特·C．

魏德迈作他的参谋长。魏德迈少将原在缅甸指挥部队。

蒋介石决定派遣一个特别使团到莫斯科去，使团将由他的儿子蒋经国率领。

选择年轻的蒋经国，不仅仅是出于对爱子的感情。早在1925年国共合作的时候，他就曾赴苏留学。他在莫斯科念完了中学，后又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1927年，蒋经国谴责了他父亲的反革命活动，并同他决裂了。

1937年，内战随着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而结束（西安事变）。蒋经国开始与他父亲通信。蒋介石在给他儿子的回信中说，目前不值得去分析导致家庭纠纷的那些事件。当前重要的事情，是你决定回国，至于将来，我们也不必去作推测，我们会明白我们所应该明白的事情，年轻人有其特有的幼稚病，那就是幻想。

蒋介石说对了。他的儿子逐渐背叛了自己最初的政治理想，成了他父亲的忠实助手。

1944年11月7日

赫尔利本人来了！他没让人知道，突然就来到了。

中共中央主席匆忙地坐着他那台老式救护车到机场去。赫尔利就在飞机附近等他。他们一同坐车回来。汽车在坑洼不平的路上颠簸得格格作响，一路扬起飞尘，从我身旁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