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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不通，机组人员就通过画图指导村民们把重达7吨的轰炸机从沼泽地里拖了出来。农民们硬是用人力把飞机移到江边，抬上一条小火轮，一位老船长痛快地答应把飞机运到汉口。

随后，几位“洋人”被安排到一个小餐馆吃了顿可口的便餐，有蒸肉、花生米和各种他们没有见过的陌生蔬菜。饭后他们又在一个安静的村舍里美美地睡了一觉。

他们这才知道自己身在安徽芜湖，在他们的回忆录里说道，“这里更像是一个战时疗养所。”

苏军空军志愿队的烈士墓

对苏联援华志愿队在中国的英勇战斗，无论是在抗战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都给予了最崇高的赞扬和最真诚的致意。如库里申科的的陵墓，大半个世纪以来，一直都被武汉的一对母女在细心地守护着。

武汉“2·18”空战后，人民奔走相告，热烈欢迎凯旋的苏联空军志愿将士。中国报刊特地发表了《庆祝空军胜利》的短评。为了纪念在武汉“2·18”、“5·31”空战中殉职的将士，武汉各界曾两次举行隆重的公祭仪式，蒋介石、陈诚等国民党军政首脑亲临致祭。各党派、各界、各团体纷纷送花圈、挽联、锦旗等表示沉痛追悼。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也献上了花圈和挽联。

在南京、徐州、南昌、武汉、广州、兰州，甚至在西部边陲广西的昆仑关，志愿队出现在了中国几乎所有的正面战场上。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由于国内吃紧，苏联对华军事援助规模逐步缩小，苏联空军志愿队也陆续回国。至当年10月，苏联援华物资和人员援助基本停止。

20世纪80年代初，中苏关系解冻后，俄中友好协会第一副会长伊万诺夫和他的老战友们曾参观过中国境内的苏联飞行员墓地。当他们在武汉的解放公园里看到，苍松翠柏中的苏军飞行员墓地在经历了中苏两党之间的矛盾和中国“文革”浩劫后，仍然保存得那么完好，老战士们一个个热泪盈眶，在战友的墓碑面前久久地默哀。

1985年，76岁的布拉戈维申斯基中将率领一批参加过中国抗日战争的苏联空军志愿队老战士，来中国参加纪念中国抗战胜利40周年的纪念活动。他们一行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热情欢迎和款待。

他们再次来到武汉解放公园祭扫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这些已经80多岁的志愿队老战士都流下了热泪。

元帅情谊

1957年11月中旬，应苏联国防部的邀请，由彭德怀任团长、叶剑英任副团长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来到曾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的乌克兰首府基辅进行访问。

崔可夫曾是叶剑英元帅的亲密战友。1940年12月至1942年2月，崔可夫在苏联驻华使馆任少将武官和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当时，叶剑英是中共第18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经常和崔可夫打交道。两人关系密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崔可夫在中国多年，可以说是个中国通。为了证明他直到现在还能说汉语，并且掌握了四川方言，见面后，他用四川方言说了一句：“四川的锤子是啥子哟！”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叶帅见到老朋友非常激动，即兴吟七言绝句一首：

“别梦依稀十五年，拨云破雾见晴天。第聂河畔会故友，谈古论今话当年。”

叶帅让翻译把这首诗翻译给崔可夫元帅，但他担心翻译时不能把他诗句中的寓意表达出来，还特意告诉翻译，一定要把那个“雾”字翻好。他说：“这可是一语三关哪！”

这个“雾”字一是说叶帅和崔可夫是在雾都重庆相识，以“雾”来寓意地点；二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东方巨人从此站立起来，寓意中国的政治气候是“破雾见晴天”；三是说明国际政治气候的，当时各国共产党在莫斯科聚会，解决了由于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给国际共运带来的冲击和混乱，大家统一了思想，国际共运呈现出了祥和明朗的气氛。

崔可夫非常欣赏叶帅的这首诗。

第二天，在崔可夫元帅的陪同下，他们去了第聂伯河畔的一座无名山峰，拜谒峰顶上的无名英雄纪念碑。碑前有一个巨大的铸铁花圈，花圈的中心是长明火，象征着无名英雄永垂不朽。

这天风和日丽，阳光灿烂，有好几对新婚夫妇在父母和亲友的陪同下，捧着鲜花来到纪念碑前，怀念烈士为他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献出了生命。

崔可夫元帅告诉叶帅，苏联政府鼓励年轻夫妇在新婚之际到烈士墓前奉献鲜花。多少年来，这已形成风俗习惯。听到他这么说，叶帅便走上前去对其中的一对新婚夫妇说：“你们好啊，年轻人！我代表中国人民祝你们幸福快乐！生活里永远有春天！”

崔可夫元帅对那对年轻夫妇说：“这是中国的叶剑英元帅，我们最尊贵的客人，他不远万里来到基辅。能遇到他，你们很幸运！”

那对年轻夫妇万万没有想到在这里巧遇中国元帅，非常兴奋，给叶帅献上了一大捧花束。

临离开苏联时，崔可夫元帅赠送给叶帅一柄精制的佩剑和特制的马卡洛夫牌手枪作为纪念。在剑柄和枪柄上都镶嵌有“赠给老朋友叶剑英元帅留念，崔可夫敬赠”的字样。

1982年3月18日，崔可夫去世，终年82岁。安葬于伏尔加格勒（即原来的察里津、斯大林格勒，现在的伏尔加格勒）马马耶夫岗下，与老战友舒米洛夫上将作伴。

崔可夫一生共获列宁勋章9枚，十月革命勋章1枚，红旗勋章4枚，一级苏沃洛夫勋章3枚，红星勋章1枚。还有奖章及国外授予他的勋章、奖章多枚，荣誉武器1件。

神秘的苏军观察组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和苏联的交往远远不止初期苏联派出的航空志愿队，和遍布国民党正规军中的苏联军事顾问。

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苏联担心自己会面临东西受敌的局面，急于得到日军此后战略动态的情报。

因此，除了尽自己所能帮助重庆的国民政府以外，对延安方面的动向以及军队的作战情况也急于了解和掌握。所以，从1941年开始，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就秘密地向延安派出了一个观察组。虽然到了1942年时，日本已经在太平洋上与美军全面开战，苏联的东部边境暂时是安全的。但他们仍然希望中国能够拖住日本这个疯狂战车的轮子，这个观察组在延安驻扎了五年，除了代表苏共中央与延安的中共组织随时进行沟通联络以外，还通过中共的情报机构掌握了大量日军的情报、了解了中共与重庆方面的复杂关系、接触了后来派往延安的美军观察组。

这是一段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因素制约，未被揭秘、不为人们知晓，但甚为重要的历史。

观察组成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的化名叫孙平）是1942年5月到达延安加入观察组工作的。20世纪50年代他撰写了一部长达40余万字的《弗拉基米洛夫日记》，回忆他从1942—1945年在延安的经历。书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1980年，新华社以《延安日记》的书名翻译出版了这部书。当时的印数极少，是作为内部读物发行的。

笔者当年偶然得到的这本《日记》。近些时，有一些评论，说这本《日记》是弗拉基米洛夫儿子的伪作，也有更多的学者驳斥了这种观点，并依据大量的事实证明了《日记》的真实性。

在这里，我们尽可能摒弃书中一些恶意歪曲的记述，节选了书中与本书相关的内容，从这些内容的字里行间，我们可能会对当年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的交往中，从另一个侧面了解抗日战争期间波谲云诡、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

《延安日记》摘录

1942年5月10日

我们到了兰州，这是我们乘苏联TB-3飞机从阿拉木图起飞后，在中国机场停留的第四个晚上。我们在伊宁过了一夜，以后两夜是在乌鲁木齐和哈密过的,目的地是延安。我将代表共产国际并作为塔斯社的随军记者，在延安工作。

TB-3飞机在两面都是山坡的山沟里降落。多尔马托夫、阿列耶夫和几位中国同志在那里迎接我们。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竟然也来到了机场。

他握着我的手说：“我很高兴来迎接亲爱的苏联朋友。”他问我身体怎么样，并向我的同事和全体机组人员打招呼。然后他说：“我很快就能会见你，也许明天。”

他态度自然，慢慢地发问，笑时面带倦容，留神听我们每个人说话。他穿着棉布上衣，棉布裤子，同所有其他中国同志穿的服装一样，还穿着一双粗布鞋。

我以前到兰州和西安时，认识了几位中国同志，他们大都是经历了严酷的内战考验的老一辈党员。几乎都在战争中负过伤，并有亲人牺牲了。

康生拥抱我，还吻了我，这种举动并不使我感到高兴。因为我在兰州时，见到他对苏联人十分无礼。

我们的青年在中国上空作战，遭受了重大牺牲，当然，日本损失的人员和飞机为我们的两倍乃至三倍。哪里出现苏联战斗机，日本轰炸机在哪里就无法命中目标。可是在地面上，康生的人却暗中监视着每一个苏联公民。我不可能悄除对此人的坏印象，他装得像个要人，实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敌人。康生虽说很谨慎，但他做的比他嘴上说的，更能说明问题。

康生的吻是犹大的吻。但我是客人，不能露出我的感情来。毛泽东点了一支烟，同机组人员交谈，而康生则嘴上露出一丝冷笑，拉长了声调在我耳边说：“我们是真正的兄弟。”

我相信，中国同志早晚会看透他。

毛泽东说了声再见，就向他的汽车走去，后面跟着手持毛瑟枪的年轻警卫。车子一溜烟走了。那是辆英国或美国造的老式救护车，警卫员们的宽大背影挡住了我们的视线。

我被介绍给塔斯社小组。鲍里斯·华西里耶维奇·阿列耶夫是正式译员；列昂尼德·华西里也维奇·多尔马托夫（也叫李文）是报务员，他也穿了同样的一身衣服和一双粗布鞋。欢迎者中间少了伊戈尔·华西里耶维奇·尤任，他正在电台值班。

天气晴朗，阳光灿烂，TB-3在卸货后立即飞离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