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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5月7日

莫斯科发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供我们参考：

1919年，由于战前大多数革命政党政治上的破产，成立了共产国际。它的历史作用是捍卫马克思主义，使工人阶级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分子不能将其庸俗化或加以歪曲，促使进步工人团结起来，组成真正的工人政党，并且帮助他们动员劳苦大众，保卫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反对法西斯主义及其策划的战争，支持苏联这一反法西斯斗争的堡垒。

但是，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无法召开共产国际大会，因此，特将下列建议提交共产国际所属各支部加以批准：解散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心——共产国际，解除共产国际章程以及历届大会的决议对共产国际所属各支部规定的义务。

1943年5月29日

解散共产国际的消息，对毛派来说是一条特大喜讯，这是我早已料想到的。但是，实际发生的事，还远远超过我的预料。

这消息来的正是时候。

中共中央主席一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子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的电报，就把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召去，他们为之大感震惊。

毛接到这份电报时毫不慌乱，也不用考虑，他对该怎么办早已胸有成竹了。

政治局会议由毛主持。他宣读了电报全文，断言主席团的决定是十分有道理的、正确的，因为共产国际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早已失去存在的必要，由于这个原因，而且还由于它不理解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本质和特点，它过去一直在干涉中共的事务，起了很坏的作用。

当博古告诉我有关紧急会议的情况时，他的语调和姿态，把毛的欣喜之情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了。实际上，毛第二天和我谈话时，他自己也并不掩饰他内心的喜悦。

就在那个会上，主席问政治局委员，究竟需要不需要马列主义。“我们需要马列主义干什么呢？真有必要宣传马列主义吗？”

问过这些问题之后，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回答说，“当然需要，对此不能有任何怀疑。但是，运用马列主义必须使之完全适合中华民族的要求和中国的国情”。然后，主席向每个负责同志提出了下述任务：必须坚定地、始终不渝地为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具有民族特点的党而奋斗。

毛泽东要政治局特别注意党内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最权威的机构是共产国际及其工作人员，而不是中共中央。这些中国同志总是只听共产国际的。

共产国际解散对中共来说的确是福音。从中共建党开始，共产国际始终没有放松对中共的控制乃至是干扰。被李德等人的瞎指挥导致的长征甚至是一场浩劫！

（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共可以说是真正把握了自己的命运，放开了手脚。后来在解放战争末期，斯大林关于划江而治的意见，被毛泽东嗤之以鼻。）

1943年6月2日

看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好像要急剧恶化。因此，就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前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曾经给中共中央发来一份重要电报。

电报除了谈旁的事情外，还劝告中共中央主席及整个领导层，尽可能地同抗日统一战线的合作者保持正常的事务关系。

中共中央就此问题通过了他们自己的决议。决议命令共产党的所有军队，不得对中央军采取任何行动，绝对禁止擅自行动，以免同国民党发生冲突。

1943年6月3日

我奉命来中国时，正是在抗日统一战线刚刚建立并得到加强的时候。我回想起当中国人民得到这个消息时是多么积极热情啊。采取了最有力的措施来克服国共之间的敌对，友好的接触建立起来了，并立刻使日本多次遭到联合力量的有力打击，大好河山因而未落入侵略者之手。

记得那时候，对八路军战士或中共党员来说，见到一个苏联人或得到一枚苏联徽章作为礼物，那意味着什么啊！

（此话似乎不太符合事实。笔者的父母都曾是老延安，父亲还以鲁艺干部身份兼任了陕甘宁边区的参议员。看到这本《延安日记》时，我问过他们，是否知道当年有这样一个苏联的观察组驻在延安，他们都表示毫无所知。尽管孙平的书中没有提及苏联观察组在延安是否是公开的，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观察组和后来的美军观察组还是有所区别，也就是说，它是秘密的、不太被延安群众所知晓的。）

1943年12月19日

不管怎样封锁，特区同国民党各省甚至还同日本占领区进行着活跃的贸易，仍然从特区运出盐、羊毛、家畜等物资。

从今年开始，特区当局实行减租政策以控制劳动力外流。特别注意对富裕户给予贷款和鼓励，以便使农民不致日益离乡背井，跑出特区。

1942年农民和外来户得到的贷款总额为边币400万元，今年则达3000万元。开荒计划已超额完成35万亩，水浇地面积在稳步增长。部队、学校和行政机关都投入了大生产。

朱德总是那样心平气和，冷静，表现友好。据我所知，他从不过分地斥责人。他承认毛泽东的权威，但不阿谀奉承。另外，他在此同毛泽东并列为红军的缔造者。两人的名字经常在一起出现。

1944年1月4日

我出乎意料地接到毛泽东的邀请，让我晚上跟他一起看平剧。

在路上毛说，他由衷地尊重在苏联学习过或者工作过的中国同志。他谈到了苏联对特区生存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以及前共产国际对中共所起的政治作用。

他的上衣袖子长了点，他就把袖子当做手套筒暖手。他的长头发在八角帽下露了出来，他心不在焉地把头发撩回去，可是头发又露出来了。

（在孙平的笔下，毛泽东被还原成了一个普通的中年人。我们以往的著作和文章中，这个挥斥方遒的政治领袖总是那么一本正经，那么完美，那么神圣。而在这里，他也有和老百姓同样的生活习惯，不拘小节，甚至是一些陋习，反而让人感到亲切。）

周围没有人，只有几个警卫员在不远处走动着。在演出过程中，毛表现出心事很重，但还是有礼貌地在看戏，只字不提他的心事。

江青跟我唠叨着戏和演员的情况。毛眯着眼睛向周围看着，他有个习惯爱眯眼睛，但我感到他焦急不安。

散戏后，毛对我说，他要跟我详细谈谈，我说行。

周围无人的时候，毛说，他收到了季米特洛夫同志关于共产国际政策的电报。他仔细考虑了这份使他激动的电报，他对其中表示的担心和关注铭记在心。他理解季米特洛夫同志帮助中共领导的深切而又真诚的愿望，感谢他那种一向考虑得很周到的援助。

分手时，毛泽东说他一定要找我谈谈电报中所提出的问题。

1944年1月21日

又一次会见了毛泽东。像往常一样，我们在晚上会见。那是中共中央主席工作的时候。他那窑洞里空空荡荡的，很冷。毛看来不大舒服，烟抽得很多，他请我喝茶。

桌上堆满了文件。勤务兵送来电报，他连看都不看就搁在一边了，他低着头在房间里踱步。

谈话中不寻常之处是毛对美国的态度。“对中国说来，美国的政策是个首要问题。”这句话尽管他是顺便提到的，但听起来耐人寻味。毛泽东再次向我“解释”国共关系的实质。

毛说：“国民党不让共产党参加政府。但是，到一定时候，我们要向蒋介石提出这个问题。”

半夜过后，我往回走，我回答哨兵们的口令。当我走近时，他们对我笑笑，卫兵们已经认识我了。疾风裹着雪片，天气很冷，真正的西伯利亚式的严寒弥漫空间。

1944年1月25日

中共中央主席再次召见了我。还是烛光、勤务兵、哨兵的口令和毛的劝导性讲话。这一切无非是想争取我，使我确信延安当前的政策是正确的，而且这样也好安抚莫斯科。

毛轻轻地在房间里踱步，没完没了地讲着，还不时坐到我的旁边来。他喝着滚烫的茶，开着玩笑。他用开玩笑的做法来掩盖他在脑子里盘算着的主意，这是毫无问题的。

毛力图说服我，蒋介石必须在政府中给共产党以席位，又说特区需要大量武器来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