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节（第1001-1050行） (21/95)

国联对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制裁的失败，使得过去那些曾经赞成实施制裁的国家现在也反对制裁，大多数会员国对“制裁”一词畏之如虎。爱维诺所说并非虚言，情况对中国确实不利。

一年多以前，由于对意大利的制裁未起作用，英国和许多欧洲国家就主张取消有关对侵略国实行制裁的盟约第十六条。这以后，国联开了许多次会，要进行修改盟约的工作，主要是取消制裁的规定，但始终未得出具体结果。

在制裁明显无望的形势下，顾维钧继而提出，中国虽无意坚持制裁，但要求国联宣布日本是侵略者。这个要求应该不过分，是合情合理的吧？因为，即使是一个反对侵略者的正义宣言对中国也是有利的。

9月12日，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顾维钧正式向国联秘书长递交了中国政府的申诉书，指出日本正以其陆海空军全力进攻中国，侵犯了中国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

中国作为国联会员国，根据盟约第十条和第十一条，此种事件实已关系到国联全体成员国，因此，国联应受理此案。申诉书“请求适用国联会章第十条、第十一条及第十七条，并向国联行政院诉请对于上述各条所规定之情势，建议适宜及必要之办法，采取适宜及必要之行动。”

同日，出席国联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向报界发表声明，揭露日本军队在中国的侵略行为和野蛮的战争罪行，指出日本的侵略不只威胁着中国，也危及世界的和平。声明指出：“日本不仅威胁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生存，而且使外国在中国的租界及其利益受到威胁。日本违反其庄严签署的国际条约，疯狂推行占领中国的政策，并梦想在亚洲和太平洋建立其霸权统治。

远东危机不仅威胁着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而且也威胁着全世界。作为一个由多数爱好和平国家参加的大型国际组织，国联应当制定和采取迅速而有效的措施，制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维护神圣的国际义务。”

无果的决议

9月13日，国联大会开幕。次日，国联行政院宣布了中国的申诉，并将它列入议程。

这时，英法方面仍然力劝中国不要诉诸盟约第十七条。9月15日，在艾登、德尔博斯、爱维诺与顾维钧的会谈中，他们一致建议中国政府不要坚持援引第十七条，因为这样势必引向采用第十六条，而在目前情况下制裁是毫无希望的。

列强还希望中国不要提出要国联宣布日本是侵略者的要求。9月15日，顾维钧对国联秘书长维吉埃说，国联有必要宣布日本是对中国的侵略者，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日本获得武器和借款，而使中国更容易取得这种援助。

但哪怕是这样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国联各成员国也都表示为难。

国联秘书长维吉埃认为，如果正式宣布日本为侵略者，就可能被视为确认战争状态的存在，美国就可以以此为借口而实施中立法。而且，一旦宣布日本的行为为侵略，将会引起各国代表的担心，怕中国会据此进一步要求国联采取制裁措施。

9月16日，国联行政院正式指派远东咨询委员会调查中日冲突问题。秘书长将此事通知了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国和美国，并向中国、日本、德国和澳大利亚发出邀请。结果，美国同意按1933年议定的条件，作为不参加投票的观察员出席会议。

日本和德国则拒绝了邀请，日本给国联秘书长的答复重申只有中日直接交涉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关于本事件之解决，本帝国政府前已屡次声明，现仍坚信，凡涉中日两国之问题，其公正、持平以及切乎实际之解决办法，当能由两国自行求得之……故对于咨询委员会此次邀请，歉难予以接受。”

正在国联开会期间，日本于9月下旬的最初几天，对中国非军事目标的南京和广州的城区公然进行了大规模轰炸，激起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对。

英、美、法、苏以及德、意政府都向日本的这一野蛮行为提出了抗议。中国代表团决定利用这一事件，为要求宣布日本为侵略者和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打开道路。

9月24日，蒋介石在南京答外国记者问时再次强调：中国抗战，其意义不仅在中国之存亡，亦在为九国公约、国联盟约伸张正义。他要求各签字国应遵守其义务，援助中国。他特别指出，美国为华盛顿会议的召集者，“九国公约的订立，胥属美国之力，故其责任尤为重大。”

面对日本的肆无忌惮，英法也想做出适当的反应。9月25日，秘书长为英法准备了一份关于中日局势的备忘录，该备忘录显然是经过英法双方协商后才拟就的。其计划采取的主要行动有：

不承认由日本武力所造成的任何变动；

拒绝承认中日纠纷只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问题。坚持认为，从和平的利益来看，它也是关系到国联和其他国家的问题；

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给中国以援助；

声明保留在将来适当的情况下，进行调解和采取类似措施的可能。

当天晚上，英国代表团向报界发表声明，表示英国将支持中国，英国拟免除中国在当年度的应付债务款项，并将向中国提供救济捐款。

9月27日，在举行第一次咨询委员会之前，中国代表顾维钧、郭泰祺、胡世泽与法国代表德尔博斯、英国代表埃利奥特、克兰伯恩及国联秘书长爱维诺再次进行了磋商。

为了更灵活地推进和加快有关工作，咨询委员会又酝酿成立小组委员会。10月1日，咨询委员会决定由英、法、苏、澳、比、荷及中国等13国组成小组委员会，授权其审查和探讨有关问题，并向咨询委员会提供可供讨论的意见。

此后，小组委员会便开始了起草准备提交国联大会通过的报告书的工作。在小组委员会的讨论中，英国代表出乎意料地提出了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来讨论远东冲突的建议。

顾维钧形容这个建议“像从天而降的炸弹，这个意想不到的、显然是将责任推卸给美国的巧妙手段，一时惊呆了所有在场的人”。

更让中国想不到的是，会议竟然接受了英国的这一建议。

10月5日，小组委员会提出了决议草案，并获远东咨询委员会的通过。次日，国联大会通过了这个决议。

决议的第一报告书指责日本违反条约义务。指出：“对日本以陆海空军对中国实行军事行动一节，不得不认为与引起冲突之事件殊不相称，……上述行动不能根据现行合法约章或职权认为有理由，且系违反日本在九国公约及巴黎非战公约下所负之义务。”

第二报告书驳斥了日本人所声称的中日争端只能由两国自行解决，第三国不能介入的说法。认为“目前中国之局势不只关系到冲突之两国，且对于一切国家均有若干关系，许多国家与其人民皆已直接蒙受其影响，……故国联有依照盟约及条约下之义务，以谋迅速恢复远东和平之职责与权利”。

也就是说，国联会议给了中国道义上的支持，但中国争取物资援助或制裁日本的目标均未达到。

狡诈的日本政府深知西方列强的弱点，断定它们不会形成反对日本的统一战线，因而敢于与国联公然对抗。

日本政府于10月9日发表了《反驳国联报告书》的声明。声明颠倒是非，指责中国顽固地实行排日抗日，企图把日本的权益排除出中国，并称中国系有计划地挑起冲突，日军在中国的行动只不过是在进行自卫云云。

当然，仅仅就对国际舆论的影响来说，国联会议还是多少起了一些积极作用的。顾维钧也不得不自我安慰地认为，会议“虽然没有达到我们期望的目标，但是公众舆论要比大会初开幕时我们所预料的好”。

全方位困惑

畸形的中、德、日三角

可能出乎许多对抗战历史不甚了解的人的意料，抗战前夜和抗战初期中国挣扎其中的外交旋涡，不是中、美、日三角，也不是中、苏、日三角，而是中、德、日这三个国家的三角关系。

前文我们已经提到过数位德国的军事顾问来到中国，帮助中国整顿和装备军队，也提到了特使蒋百里和孔祥熙的访德过程。但没有直接涉及两国政府之间的交锋。

可以说，当时有两个意义上的抗战：一是金戈铁马的疆场格斗，二是使节穿梭的外交搏杀。如果说前一个抗战发端于七七事变，那么后一个抗战则要早得多，至少从九一八事变起就已逐次展开了。

而在后一个抗战的最初阶段，最重要的战场恰恰是中、德、日外交。

国际关系最大的特征是弱肉强食。没有真正的朋友，有的只是纯粹的利益交换。正因为如此，虽然就道义而言，中国是受侵略的一方，理应受到广泛的国际援助，但即便是相对而言对中国还算比较友善的美国，也认为中国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不大，而由日本人统治中国，是对美国最有利的，同时也对中国有利。

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就断言，中日争端的解决可能对美国的利益有害，最好让日本在一个美国没有重大利益的地区，陷入一场非决定性的斗争；允许“我们远东政策的原则及和平理想……蒙受一些小损害”。

于是，美国以“借刀杀人”为其远东政策的指导思想，一面怂恿日本与苏联和中国为敌，镇压远东的大、小布尔什维克；一面避免日美冲突。这就注定了美国对日本侵华仅停留于空洞的道义谴责，而没有进行实际干预的层面。

对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求援，美国置若罔闻。甚至当1937年12月12日，侵华日军故意挑衅，在南京江面击沉美国炮艇“帕内号”，导致美方70多人死亡时，美国仍表现出惊人的忍耐力，一如既往地对日本提供贷款，出售战略物资。

其实美国错了。他们没有想到，一旦日本真的控制了中国，使中国成为其殖民地，进而利用中国的资源和人力壮大自己，就能在不长的时间内，成为一个在实力上能与美国抗衡的东方强国。

美国如是，苏联又如何呢？

苏联的最大噩梦，是遭受德日的两面夹击。面对来自日本的威胁，苏联的主要对策，便是挑动中日冲突，并使中日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让日本这股祸水在中国泛滥，以牺牲中国为代价，达到挽救苏联之目的。

“皇姑屯事件”现在被怀疑为苏联间谍所为，张作霖并非死于日军之手而是死于苏联间谍之手。2003年9月4日，《青年参考》对俄历史学家普罗霍罗夫的新著《张作霖元帅之死档案》做了客观报道。尽管这个历史之谜还远未揭开，但此案单从逻辑上看，也并非没有一点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