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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孩子带回家后，由于天气太冷，室内无法供暖，她便跑到儿童院，希望给一点煤和柴，被拒绝后，她买了一个大灯泡，想要借此取暖。此事被院方知道后，引起了院长的不满，并指责了她。一番激烈的争吵后，院长丢下一句话：“你是不是发疯了？当心把你关进疯人院？”

1943年，国际儿童院新来了一位院长，名字叫马卡洛夫，他的妻子叫伊莲娜·尼古拉耶夫娜。中国孩子们和他们接触没有多久，就发现他们歧视中国人。他们对别的国家和民族的孩子都还可以，可就是对中国的孩子另眼相向，总是挑刺儿、找茬。

爱憎分明，脾气大的贺子珍哪里忍受得了这个，于是经常和他们吵架。一次院长看到贺子珍竟敢顶撞她，更恼怒了，恨恨地说：

“我看你今天是真的疯了，我叫人把你送到疯人院去!”

贺子珍进了苏联精神病院后，特别是在初期，经受了什么样的苦难与折磨，至今鲜为人知。她什么时候提起这段往事，都是热泪盈眶，痛苦万分。她说，我不愿意回忆这段往事。

以贺子珍那暴烈、倔强的性格，是绝不会驯服地接受被作为精神病人的对待的。她承认，她的确激烈地反抗过，抗议把她送到这种地方来。她曾经拒绝医院的任何治疗，要求马上把她放回家去。她说，我家还有个生病的女儿，她需要我来照顾。然而，不管她怎么说，精神病院的医生们根本就不予理睬。

面对这种状况，她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想出对策来。她发现，医生给她服药时，当她表现出不服从，不听指挥，或者抗议、申诉对她的迫害时，她被强迫服用的药量就大，甚至辅之以静脉注射，自己昏睡的时间也长。她由此认识到，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装出一副被驯服的、听话的样子，承认自己的确有病。

医生看贺子珍的确表现比较好，同意把药停掉了。其实，贺子珍并没有把药吃进去，在这所医院，护士要亲眼看到病人把药吞下去，并张开嘴检查过后才离开。贺子珍每次吃药，都是迅速地把药放到舌头下面，或者把它留在面颊边，装作用开水送下去了。等护士走开，再把药吐出来。

过了一段时间，贺子珍向医生诉说她的腰疼、腿疼、胳膊疼。她这样做，一是给医生找点事情；二是让医生看到，她的知觉、感觉一切正常。

贺子珍的努力是成功的。医生的注意力果然转移到贺子珍的胳膊、腿上来，给她开的镇定神经的药相对减少了。

归心似箭

贺子珍曾天真地以为只要到了苏联，她身上的弹片就能取出来，身体就能康复，也就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了，但现实让她完全失望了。

贺子珍更后悔的是错过了同毛泽东和好的机会。还让她后悔的是，在学习结束以后，没有和同志们一起回国。她不愿意回国，主要考虑的是自己的面子，觉得毛泽东再婚了，回国后目睹这种情形，会很尴尬，很难堪。

贺子珍在医院里，翻来覆去地检讨自己的过去，回国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贺子珍为了实现回国这个目的，采取了很多措施。她积极地配合医生和护士，服从治疗，安静本分，给了他们一个良好印象。最后，这些医务工作者终于承认，贺子珍神智清楚，精神病已经基本痊愈。他们不再强迫她吃药，给了她更多活动的自由。

接着，她还争取得到了医务人员的同情和理解。她让他们知道，她不是个普通的老百姓，而是中国的一个共产党员，自己又是因为什么才旅居苏联的。这时，治疗她的医生终于暗示她：“你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出院了。”

不过，他们又告诉她：精神病院有规定，病人出院要有人接，有人担保。

医生的话使贺子珍异常兴奋。她觉得回国有希望了，可是，到哪里去找担保她的人和接她的人呢？

自从她进了疯人院，就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没有人来看过她，她无法知道，现在还有哪些中国同志留在苏联。她向一位态度比较温和的女护士要了张邮票，一张信纸和一个信封。但这封信写给谁？又应该发到什么地方去呢？

贺子珍根本不知道现在医院外面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她所熟悉的人中谁还留在苏联。她所见到的最后一个中国人就是那个骗她开门，让精神病院把她抓走的女子。

她想，别人都走了，这个人可能还会留在苏联。但她又不知道这个人现在是否还在伊万诺夫市，她于是决定就给这个女人写一封信。

另外，共产国际东方部如果还在活动，这样一封寄自精神病院的来信，定会引起他们的重视。要是找不到那位妇女，他们有可能把信拆开，就会看到她的呼唤，把她接出去。

她在信中写道：我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出院了，请你到医院来接我出院。她还在信中提醒那位女同志，来的时候请别忘了给她带几件衣服。

信发出以后，她觉得生活有了希望，每天都是在盼望中度过的。

1946年，贺子珍终于盼来了接她的人，是王稼祥及他的夫人朱仲丽。他们是到莫斯科治病的，到了之后，就到处打听贺子珍的下落。这次他们先找到了娇娇。

贺子珍的那封信，的确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得知此事后，王稼祥强烈要求见贺子珍，并通过苏联的有关部门找到了关押贺子珍的那家精神病院。

院方由于判断出贺子珍神智已属正常，没有理由再关押她，不得已只好放他出院。

被作为精神病关押了近3年后，贺子珍终于走出了医院，并见到了她的女儿娇娇。随即，王稼祥把她们母女接到了莫斯科。

到了莫斯科后，贺子珍同中国同志相聚，感慨万千。他们差不多天天来看望贺子珍，此时，毛岸英已学成回国，自此再没有与贺子珍见过面。而在莫斯科读书的毛岸青听说她们到来，则是兴高采烈，几乎寸步不离贺妈妈和娇娇。

王稼祥在征得贺子珍同意回国的意见后，给毛泽东发了电报，毛泽东复电四个字：“完全同意。”

由于王稼祥需要在此停留一段时间治病，贺子珍也与娇娇在莫斯科住了下来。而毛岸青由于生活的自理能力差，贺子珍不放心他一个人留在苏联，便要求带岸青一起回国。

等待回国的日子，最高兴的要数岸青和娇娇了。而这一段时间也是贺子珍身心得到恢复的时期。

1947年冬，贺子珍带着娇娇和岸青，在阔别9年以后，终于踏上了归途。

五、全球同盟——名正言顺的“世界”大战

灾难还是转机

欣喜而冷静的委员长

中国有句老话，叫“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中国的抗战自开始以来，就在独自苦撑。可以想见，当时的中国是多么希望能有一个，甚至是多个并肩作战的盟友！

但世界上各个列强不是不愿意沾惹日本这个疯子，就是自顾自地在守着自己的门户。

作为欧洲诸列强国家，首要的关注点理所当然是在欧洲，欧洲时局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它们对远东战争的立场和关注程度。中国政府当然明白这一点，从期待强有力的援助早日到来的角度出发，它也密切注视着欧洲时局的发展。

1939年8月24日，欧洲出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大事。

一向给人以势不两立印象的苏联和德国竟然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整个欧洲和世界为之震惊。

面对这一团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迷雾，中国政府不能判定此举对中国是祸是福、是利是害，因而决定采取静观态度。

蒋介石在他8月25日的日记中表现了这种心态。他感叹“国际形势，瞬息万变”，认为中国应付现时的国际形势之道，应是“以正义与真理为主，而以策略与权宜为辅”，只有这样，才可做到无论国际形势发生如何变化，“一切皆可操之在我”。

稍作静观之后，蒋介石认为，《苏德条约》的订立，于中国有利。

他在8月27日致各省军政长官的电文中称：

“苏德此举，已使暴敌依违失据，在精神上受到莫大之打击，其所标榜之反共国策已粉碎而无余。近日敌国朝野焦闷，舆论彷徨，充分表示其技穷路绝，计无复之。”蒋介石认为：“此实于我抗战全局最为有利之一点。”

确实，《苏德条约》的签订对日本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日本一时不知所措。

8月26日，日本向德国提出抗议，指责德国违反了防共协定的密约，对日本背信弃义。日本首相平沼愤愤地说：“因德俄互不侵犯条约之签订，帝国外交政策实处于被出卖的境地。”

于是，日德缔结军事同盟的谈判就此搁浅。8月28日，日本平沼内阁留下了声称“欧洲的天地发生了复杂离奇的新形势”的声明而宣告辞职。

蒋介石在对目前的国际形势表示乐观的同时，也表现了他对于形势变幻不定所持的谨慎态度。他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