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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因唐绍仪在福开森路的邻居到香港避难，唐绍仪用低价盘下邻居的房子。并叫人打通围墙。

唐绍仪没有接受方方面面的劝告，不想离开上海，也继续与日伪保持联系。

当局在“劝告”和“制裁”两个截然不同的措施之间，加插一项。那就是“警告”。

1938年春节刚过，发生在上海的一幕刺杀汉奸周凤岐事件，令人触目惊心。军统分子林之江率队击毙周凤岐。可以说是一次“严重警告”。这是一次对动摇人员敲响的警钟。这起血案发生地同在法租界，离福开森路18号唐绍仪家不到15分钟的车程。

我们看看伏击周凤岐究竟是怎么回事。

三、对勾结外敌者的警告：伏击汉奸周凤岐

1938年中国全民抗日战争已转到以武汉保卫战为中心。为配合武汉保卫战，同时也是针对日本在中国沦陷区培植汉奸实现以华制华的土肥原计划，一场激烈的抗日锄奸战斗在沦陷区普遍展开。上海成了抗日锄奸的主要战场之一。

八一三上海沦陷后，汉奸活动猖獗，戴笠电令军统上海潜伏区长周伟龙，指示他对投靠日本侵略者为虎作伥的卖国巨奸坚决进行制裁。周伟龙受命后，立即成立了以赵理君﹑林之江等人为组长的一些锄奸行动组。把目光瞄准了土肥原机关策反的目标及南京伪维新政府的汉奸。

1938年3月7日下午1时，准备出席南京梁鸿志伪维新政府成立仪式并就任伪军政部长（一说是伪绥靖部长，绥靖与军政同含武装与治安之意）的周凤岐，刚从法租界亚尔培路80号寓所出来，尚未登上汽车，就遭到预先埋伏在四周的林之江军统行动组突然袭击。措手不及的周凤岐挨了多枪，枪枪命中要害。周凤岐应声倒地。刺客迅速实现人枪分离，立即逃散，来无影去无踪。显然这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伏击。

法租界巡捕闻讯赶到，已毫无线索。他们只好将周凤岐送到数百米外的广慈医院进行救治。但是未到医院，周已经气绝身亡。

顺便向不熟悉上海历史地理的读者说明一下：法租界亚尔培路就是如今的陕西南路。那也是多事的地方，就在周凤岐被杀的前五年，杨杏佛也是在此地被暗杀。当然两人性质不同，死亡的意义更不同。而法租界巡捕房多有所谓的“安南巡捕”，安南巡捕顾名思义就是来自法属远东殖民地越南的巡捕。安南巡捕是与公共租界的印捕“红头阿三”相对应的历史名词。还有这广慈医院就是如今的瑞金医院。瑞金医院是“文革”时期红卫兵改的名字，叫惯了，也就习惯成自然。

这次行动是军统上海区区长周伟龙安排的，由行动组组长林之江等执行。事前，特务们已对周凤岐的行动规律，周边环境及租界巡捕的反应等情况做了认真分析，对伏击行动做过周密的策划安排。法租界巡捕房事先毫无觉察，事后毫无线索。

谁都知道，周凤岐是汉奸。但这句话是针对那个年代的人讲的。我们这代人对那就没多大印象了。南京沦陷后，日本人要扶植以汉奸头子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周凤岐千方百计谋得了伪维新政府军政部长这个位置。他由日军的汽艇一路护送，从浙江到上海，正兴冲冲地准备去南京上任。原本负责江南锄奸的“苏浙行动委员会”本想在浙江地面做掉这个周凤岐，仅只因日军的汽艇一路护航，无法下手。不想进入以为是“安全”的上海法租界，以为是天不知鬼不觉地到了无需防卫的法租界亚尔培路，周凤岐就送了老命。他不知道，这一路上多少双眼睛盯着他，看着他如何自取灭亡。

其实，周凤岐也是“老革命”。

20世纪初他留学日本时，就参加革命组织光复会，参与女革命家秋瑾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中他参与浙江光复，并参加民军苏浙沪联军去攻打南京。在光复南京战斗中，周凤岐立有战功。1912年他是浙江督军府参谋长。1926年北伐时，他当了国民革命军26军军长。进驻上海，白崇禧和他出任上海戒严司令部的正副司令。1927年4月12日凌晨，他指挥北伐军解除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并在军营前向示威的纠察队开枪，造成流血事件。后来他也卷入多起反蒋活动。但这些，并没有为他当汉奸提供理由。

军统特务林之江这个人小有名气，他与戴笠﹑赵理君同是黄埔军校六期的学生。此时他是军统上海区行动组长。他狙击周凤岐，是本书开编以来的第一枪，但远非上海锄奸的第一枪。

此时他组织灭杀汉奸，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责任。但一个人的路很长，今后怎么走，任何人都该步步谨慎才好。可这林之江，以后的每一枪的枪口都对反了。八年抗战的一半时间，他成了臭名昭著的汪伪特务，枪枪对准抗日志士，成了最冷酷残忍的杀人魔鬼。后来虽又反出76号，但他还是没有任何立场或气节可言。他种巨大的心态变化，不知该如何解释。那是否出自人性丑恶的另一面？还是当年斗争形式极端残酷和人文环境极度污染而必然形成的怪胎？这该留给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去深入研究。

周凤岐被杀半个月后，从北平又传来枪声。

原来1938年初，戴笠从汉口电令陈恭澍制裁伪华北临时政府头子王克敏。陈恭澍精心筹划，于1938年3月28日下午1时57分，在北平煤渣胡同东口，对乘车行驶的王克敏实行狙击。结果伪华北临时政府的日本顾问山本荣治当场毙命，而王克敏受轻伤逃得性命。事后，参加狙击行动的特务兰子春、徐自富被日本宪兵逮捕，惨遭杀害。

在当时的中国老百姓来说，伏击大汉奸王克敏的枪声同样是正义的枪声。因为那子弹是射向卖国贼和倭国战犯。不论开枪刺杀的组织者陈恭澍是军统特务，还是别的身份。

这里，我们首次提到陈恭澍。陈恭澍是个在刀山血海中穿行的人物，在通编的铁血锄奸的议论中，不会少提到他，但他最后也翻车了。至于该如何给他加点褒贬的言辞，不是本人有能力做到的。把这权利留给读者吧。

遭到国民党特务伏击，侥幸逃生的汉奸头目王克敏

汉奸就该杀。不论是杀了汉奸周凤岐和倭酋山本荣治，还是伤了王克敏，百姓无不叫好称快。这锄奸的枪声对某些人来说，该是当头棒喝。国难当头，那些在不知民族大义为何物而心怀鬼胎者，这枪声不能不让他们胆战心惊。

四、死神土肥原

终于，唐绍仪面对这些规劝也总算做了一次平和的答复：

“请诸位朋友放心，我唐某宁做亡国奴，不去当汉奸。若有机会，一定去港。”

随后又说：

“等把上海一些家务事料理完毕后便动身。”

可是唐绍仪却迟迟没有动身。

此时的唐绍仪没有爽快答复日本人可能是真的。但因周凤岐事件，他要求法租界当局加强对他的安全防卫。租界当局派安南巡捕当他的门卫，还协助从白俄社区招募两名俄籍“黑猫警长”替他看家护院。法租界巡捕房也加强了周边巡防。

与此同时，军统上海区为了把握动态，方便地察看和探听消息，把经常上唐绍仪家串门的谢志磐拉进了军统。军统行动组也全程秘密监视日本特务机关和唐绍仪的来往。此时，军统的谍报人员掌握以下动态：

“土肥原机关”首脑土肥原与唐绍仪之间达成一项“秘密接洽合作计划”，那就是双方有关唐出山当“总统”的条件和义务。

前面说到唐绍仪有一个女婿是力劝他脱离日伪包围的。而唐绍仪的另一个女婿岑德广则不是一回事。岑德广名门出身，是清末两广总督岑春煊之子。岑春煊是清末宪政运动的幕后领袖人物，同情辛亥革命。在“二次革命”后，他领导西南的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是民国时期护法军政府总裁主席，一度声誉和地位高过孙中山。他也是国民党的创始人之一。

岑德广虽门当户对地当了唐绍仪的女婿，但他为人还远不及他父亲。在国难关头，他在上海落水，进了土肥原机关，当了土肥原的秘书。这样，唐绍仪这“乘龙快婿”岑德广就引狼入室了。

1938年9月，岑德广把土肥原带进了福开森18号唐绍仪家。在这里，土肥原与唐二次会谈。

在日本，岑德广进的是日本贵族学校，精通日文。这次唐﹑土洽谈由他兼任翻译。岑德广既代表岳丈，又是土肥原翻译。这样既能双方互信，又十分保密。据军统方面得到的消息，密谈中唐绍仪的计划是以自己为中心，合并已有的两个傀儡政府，在南京成立新的政府。

有史料提到，在这次会谈末了，土肥原曾小心翼翼地试探唐绍仪：

“阁下能否起草一份‘和平通电’或‘和平救国宣言’？这是我们建立新政权的第一步。”

至于这次会谈的其他细节，迄今不得而知。

唐绍仪女婿岑德广就这样把死神土肥原引进老泰山的家里。

由于军统早已得到1938年1月28日的第98号情报，其中记载：

相传唐同意，一俟军事上达到相当败绩程度，即进行与日议和。

根据分析，这“军事上达到相当败绩程度”就是指武汉保卫战的胜败。1938年9月下旬，进行了四个月的武汉保卫战已近尾声，武汉失守几成定局。这也正是快到了伪政权想正式宣告成立并要宣布与日本“和平”的时候了。如果一旦武汉失守的同时，伪政权乘机宣告成立，那将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给中国人民造成双重的打击。

所以上海的军统特务侦知9月土肥原与唐绍仪秘密会谈的事后，蒋介石即指示军统局戴笠派得力人员到上海把唐绍仪除掉。

戴笠便发出了刺杀令。

于是，不该发生的事就要发生了。

看来，这土肥原是死神啊。在中国，凡与土肥原交往的，个个不得善终。当然，最后还是土肥原自己死得更悲惨。他是死有余辜。

五、“古董商”杀手

此时，军统上海区长周伟龙是著名的“四大金刚”之一。锄奸行动组长有赵理君和林之江。行动组成员谢志磐是周伟龙发展的情报员，由他汇报日伪人员出入唐绍仪家的情况。

这谢志磐是永安公司的分部经理，是唐绍仪的远房亲戚。唐绍仪20世纪30年代初不得志，屈尊当广东中山县长。那时候谢志磐是广州《民国日报》的记者，经常采访报道唐绍仪。到上海，谢志磐自然是唐绍仪家的常客，与门卫及管家佣人熟悉，出入唐家方便。由于谢志磐这身份，周伟龙继续要他协助办理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