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节（第1451-1500行） (30/98)

看到这里，我们发现原来这胡兰成也出现在极司非而路76号的机构中。这不稀奇，胡兰成本是一个文痞。进76号，他才更发挥专长，比如他方便地“花”倒了张爱玲，同样方便地拜倒在佘爱珍石榴裙下。不过胡兰成在76号不是杀人放火，而是利用《国民新闻》社和《中华日报》来喊“和平运动”的口号，当然他的主业之一是以写恐吓信和勒索信，恫吓上海各媒体。那些年，上海各报老总们就收到过难以计数的恐吓信，都是胡兰成为吴世宝代笔的杰作。比如，胡兰成为主笔的《中华日报》曾头版头条刊出血腥口号：

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再杀中储人，枪毙人质三名！

发出血淋淋的叫嚣，要屠杀上海银行钱业公所的员工。原因是上海银行钱业公所拒绝兑换伪币。同时，该报社论严厉警告重庆当局和“蓝衣社”，将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进行报复！这就是《中华日报》与76号一对流氓汉奸的文武搭配。

看来，这胡兰成不像如今一些粉丝想象的那样：奶油小生，毫无血性。

胡兰成到76号，还得从头说起。原来，1938年胡兰成就投身林柏生麾下，在香港任《南华日报》编辑。他的一篇文章《战难和亦不易》深受陈璧君赏识，陈璧君要社长林柏生提升胡为《南华日报》主笔。

1939年春，汪精卫到上海着手组织伪政权，陈璧君邀胡兰成来上海充当自己的侍从秘书并兼任76号机关报《国民新闻》主笔。76号机关报《国民新闻》除了擅长写恐吓信之外，好像看不出更多的其他特长，而胡兰成却颇有花头。后来，胡兰成被任命为宣传部政务次长兼伪《中华日报》总主笔，成了汪精卫的“文胆”。期间，胡兰成与吴世宝接近，原因无非是女人佘爱珍的吸引力。胡兰成虽说勾上了女才子张爱玲，但更垂涎吴世宝老婆佘爱珍，她是胡兰成眼中的又一个西施。胡兰成是依靠女人陈璧君的提拔而起家的，又不断地靠追求一个又一个的女人来维持生存。

这时，胡兰成也向张爱玲曝点76号秘闻，作为女小说家写作的素材。《色·戒》就是这样写成的吧。

八、伪特狼狈为奸，76号特工总部“正名”

土肥原在上海站完最后一班岗，着手弄出76号这个怪胎后，他要交班了。他向影佐祯昭少将（姑且把他这个陆军炮兵大佐称为少将）交班。土肥原的计划失败了，而影佐祯昭却成功地策划了汪精卫集团反叛。影佐祯昭取代土肥原是必然的。于是，上海虹口区东体育会路7号重光堂的机关就要改换门庭了，新成立的机构的新主人是影佐祯昭。土肥原在上海的助手晴气庆胤也移交新主人影佐，继续督管丁默邨﹑李士群。移交给影佐的土肥原班底还有其他人，这些人中有个被倭军大本营誉为“帝国之花”的年轻女谍，据说是日本机构的特一课课长。她名叫什么，各方面莫衷一是。由于她父亲本是潜伏上海的日本特务，用的是南造次郎的名字。既然是潜伏特务，自然要掩盖自己真实身份，这南造次郎的名字更可能只是化名，从而没人知道他的家族姓氏。而这“帝国之花”既出生在上海，自小在上海长大，她取中国女孩的名字廖雅权或孙舞阳等也很正常。她有个日本名字叫“南造云子”，好像是父亲“南造次郎”家族姓氏的延续。但这也只能看作国际间谍逢场作戏的手段。间谍的姓氏远不及间谍的联络编号重要。我们姑且就用南造云子来称呼这“帝国之花”吧。

在本书末了部分，将讲到这“帝国之花”被上海地下反抗组织正法的过程。

土肥原贤二回到东京述职，然后调任北满第五军司令官，驻扎到东北佳木斯。

不过，最早住进上海虹口区东体育会路7号重光堂的，不是影佐祯昭，而是他的战利品周佛海和梅思平，随后来的是汪精卫和陈璧君。

1939年4月底，坐镇76号的晴气庆胤收到了发自香港上司的一封莫名其妙的电报，指示他到码头去接香港来的日船“浅间丸”号，接受随船来的“佛像”一尊，“梅钵”一个。第二天，晴气庆胤接到的“佛像”和“梅钵”居然是周佛海和梅思平。此时汪精卫正在开往上海的另一条贼船“北光丸”上与影佐﹑犬养共商“大计”。他们派周佛海和梅思平到上海打前站，为汪的“和平计划”搭台唱戏。

晴气庆胤告诉“佛像”和“梅钵”，想在上海开展“和平运动”，不妨将丁默邨﹑李士群拉进来，那样会安全一些。由于上海舆论媒体早就齐声谴责汉奸行为，市民对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之流恨之入骨。晴气庆胤出于安全考虑，不让周佛海﹑梅思平白天抛头露面。而把周佛海和梅思平安置在外白渡桥边的理查饭店。理查饭店也就是如今的海鸥饭店。当时理查饭店被日本人霸占，旅馆内外，由日本宪兵警戒。只有等到了夜间，周佛海面目不易被人发觉时，才能外出。

晴气庆胤安置好周佛海，自己回到了76号内，建议丁默邨﹑李士群去理查饭店会见周佛海。丁默邨却找出各种理由搪塞，根本不想动身。因为丁默邨曾主动派人巴结周佛海，却吃了闭门羹，咽不下那口恶气。现在他不愿卑躬屈膝。但是晴气庆胤表示讨厌丁默邨这种态度，加上李士群不停劝说，丁默邨勉强同意前去见周佛海。究竟主子的旨意违背不得。从这事来看，似乎一开头晴气庆胤对丁李二人已各有褒贬，这为后来李士群战胜丁默邨埋下伏笔。

见了面之后，丁默邨和周佛海还是“谈得不错”。几个人谈到第二天黄昏。随后，周佛海移居重光堂附近的一幢洋房里，由76号派卫兵负责警卫，从而周佛海开始联络各路汉奸。

1939年5月，汪精卫搭乘大倭国的“北光丸”号贼船来到上海。起初，汪精卫慑于上海不停息的锄奸枪声，不敢上岸而坚持留在“北光丸”船上。但，那成何体统？于是听从劝告，由日本宪兵严密保护，搬进东体育会路的重光堂住下。

汪精卫住进东体育会路重光堂后，还是整天提心吊胆，只有等到了夜间，才敢偷偷摸摸去租界活动。为了应付紧急情况，汪精卫等40余人检查了血型，以便能及时输血抢救。日本人还加派宪兵“保护”，对汪作了周密的防范，在汪的住房里安上防弹窗，以防止军统、中统特务的暗杀。

汪精卫一边日夜苦思打开寸步难行的僵局，一边又意识到一种无形的巨大魔影已经笼罩在他们头上。他们名义上是受日本宪兵“保护”，但心里明白，自己已被日本严密监控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得经日本人的同意。这是一种监视式的“保护”。这种靠日本刺刀来维持的“和平运动”，对汪精卫来说是极为不利。汪精卫﹑陈璧君想到了就在上海的褚民谊，决定放弃前嫌，秘密召见褚民谊，要他参加“和平运动”代替自己出面在上海活动。究竟是亲戚，还因为是“同志”，褚民谊﹑汪精卫一拍即合，他也成为汪精卫汉奸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

被汪精卫、陈璧君拉来参加“和平运动”的褚民谊

为摆脱此种不利的情况，汪精卫等人希望能尽早正常独立活动，摆脱日本宪兵的保护。日本人也意识到，过分地罩住汪精卫，势必造成汪精卫变成一文不名的废物。要利用汪精卫，就要淡化汪精卫是“日本养”的形象。于是想到丁默邨﹑李士群，要利用他们充当汪精卫的保镖打手。

得到日本老板的授意，丁默邨﹑李士群前去拜见汪精卫，正式商谈两方合作的条件。

丁默邨开出了高价：

一是，要求承认丁默邨﹑李士群的特务组织是汪派国民党的秘密警察，成立特务工作总司令部（特工总部），当年10月以后，特务经费由汪精卫集团供给；

二是，如果成立新的“中央政府”，要给丁默邨、李士群等人“内政部长”“江苏省主席”和“上海市长”等职位。

第二个条件价码之高，令参加会谈的周佛海等人面面相觑。汪精卫和手下略做商议之后，答复道：

“很高兴将你们的特工组织作为特工总部，经费要和影佐商谈之后决定，不会不如意。但是，上海市长﹑江苏省主席的职位不能给贵方，因为江苏、上海是整个‘和平运动’的基础。‘内政部长’由特工来兼任不太合适，警察行政可以由特工兼任。因此，可以另外成立一个警政部，部长、次长由贵方指定。”

丁默邨不满意汪精卫的这个答复，他坚持要得到“上海市长”的职位。

但是李士群却劝丁默邨妥协。汪精卫又许诺：

“8月召开的‘全国国民大会’，请你们务必做发起人。”

由76号发起“全国国民大会”这一许诺无比重大。至此，双方才算达成一致。

丁默邨﹑李士群向汪精卫表示，一定不辜负领导的栽培和期望。

于是这批日本人羽翼下的特务，终于正式与汪精卫集团连成一体。

76号也有了“特务工作总司令部”的称号，后来简称76号“特工总部”。

随后，汪精卫便迫不及待地要求赴日谈判。他先让周佛海、梅思平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在“重光堂”进行预备性谈判，尔后他同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褚民谊等反复讨论，拟定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作为向日方提供的谈判条件。

1939年5月31日，上海大场机场附近十步一岗、五步一哨，临时断绝通行，戒备非常严密。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一行11人，坐日本海军的军用飞机去东京和日本政府首脑会谈。6月6日，日本最高决策机构五相会议决定承认汪派国民党，以汪精卫建立“新中央政府”为根本方针。汪精卫一行在日期间，分别会见了平沼首相、近卫前首相，以及陆相（陆军）、海相（海军）和藏相（财政）等大臣，承认日本方面提出的旨在以“和平”形式吞并中国的各项卖国条件。

汪伪政权呼之欲出。

日寇在上海设立了“梅机关”，目的是扶持汪精卫成立伪中央政府。它由日本陆军、海军、外交、兴亚院派员组成，负责人是影佐祯昭少将。“梅机关”让汪精卫迁往沪西愚园路1136弄去住，弄内有10余幢独立的花园洋房，分别由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陈春圃、林柏生、罗君强等以及日本沪西宪兵队特遣小组成员分宅而居，是清一色的汉奸巢穴。在各家房屋围墙上都加装了铁丝网，门窗上也都装上铁栅，汪精卫、周佛海住宅后面，还加设了瞭望楼。有警卫大队，专门负责保卫全弄的安全，没有特别通行证，或预先通知为特定宾客，任何人也无法进入弄内。后来汪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就设在这里。

上海愚园路1136弄，现长宁区少年宫，当年汪精卫窃居此处。此处原先为同盟会元老王伯群私宅，王伯群先后任交通大学和大厦大学校长

汪精卫卖国集团一面大造“和平运动”的舆论，一面招兵买马，只要能赞成其卖国主张的人，都被视为“同志”，来者不拒，悉数搜罗。先来附汪投敌的有赵尊岳、岑德广、傅式说等人。赵尊岳出身名门，是江南有名词家，一个堕落文人。岑德广就是前面提到的唐绍仪之“乘龙快婿”，他把土肥原带进唐府密谋，而造成唐绍仪遭殃。傅式说原是个教授，附汪后当过伪部长和浙江省长。

日本占领上海海关后掠夺中国大笔的海关资金并截取其后发生的海关关税。汪精卫卖国集团的活动经费就是从日本霸占的海关关税中每年提取4000万元，供维持伪政权的活命。

这件事的经手人是影佐和大迫通贞。

从“二战”后缴获的一份定为“绝密”级的《日本正金银行上海支行公函》可以得到证明。

原文如下：

日本正金银行上海支行公函（1939年7月5日） 绝密

总经理汇兑课公启：

敬启者。

接上月19日贵行电文指示，今后五个月每月可向陆军炮兵大佐影佐祯昭支付海关存款返还款的300万元，并以此作为个人贷款。上月30日请求支付六月份款额的300万元，在贵电中没有对期限等方面另作规定，为此，在方便时亦如附件所示开具简单的借据，交付申请金额。

对海关存款返还款的影佐祯昭及大迫通贞的贷款。

1.是否需交换借据，或是对交换借据只需简单地交给借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