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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是这样的：

由于有两名日本人住在美国控制的租界内，日军当局要求公共租界允许派兵协助美国军队维持秩序，被美军司令拒绝了。但是美军承诺，他们将提供一切可能，保护日本居民。租界当局动员了一切军事的和警察的力量，其中还包括白俄义勇军，来防止骚乱。

在接下来24小时的巡逻中，工部局巡捕房逮捕了近千名嫌疑犯，法租界巡捕房逮捕了数百名嫌疑犯。其中一名叫做江海生的人被捕时，手里仍然握有手榴弹。

江海生是出生在南京的福建晋江人。1937年7月，在上海读书期间，看到报纸上的招募广告，参加了孙亚星领导的“中国青年救亡会”。这次上海大暴动，江海生是中国青年救亡会的行动小组的一员。

中国青年救亡会是个立场十分坚定的抗日民间抗日组织。在1937年八一三前后，在上海滩，它已经是声名远扬。

中国青年救亡会正是江海生的同乡孙亚星筹建成立的。孙亚星也是福建晋江人，在上海当学徒出身，后来经营一家钟表店。抗战爆发，他卖掉钟表店作为经费，联络各界抗日青年，组织了中国青年救亡会。协会成立后，在孙亚星指挥之下，会中有200名青年前往嘉定南翔，帮助陆军七十一军八十七师修筑工事（军长和师长都是王敬久）。后来又参加了苏浙行动委员会下属朱学范的第三支队，1937年11月9日起，他们和警察总队一同奉命坚守南市，掩护军队撤退。从1937年11月11日夜间，他们奉命退入法租界之后，中国青年救亡会成员按上级指示接受租界解除武装而被收容在租界难民营中。

1937年12月3日上午，驻沪日酋松井石根指挥日军6000人，包括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和辎重等，在5架飞机低空飞行的掩护下，以移防为名，肆无忌惮地穿过公共租界，经南京路﹑外滩和外白渡桥去四川北路，向英美示威。租界巡捕房卑躬屈膝，为日军提供掩护。

1937年，松井石根指挥日军6000人闯入公共租界，中国青年救亡会的孙景浩向该日军队列投掷了两枚手榴弹。日本记者拍摄的新闻照片

孙亚星和中国青年救亡会成员决定袭击日军大部队，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他们设法弄来两颗手榴弹，等在南京路和浙江路转角处。12时44分，日军队列经过此处，离日军队列比较近的同伴孙景浩奋力挤出人群，及时冲到大街上，向日军队列投掷了手榴弹。日军队列混乱，手榴弹爆炸，日军两名士兵受重伤，另外还伤及另一名日军、一名执勤的华捕和一名英捕。

就在孙景浩投弹的同时，巡捕向他开枪。孙景浩身中两弹，当即倒地，最后因日军不许抢救而牺牲。被袭日军气急败坏，他们穷凶极恶地在南京路自福建路起至虞洽卿路止，布置警戒线，禁止行人通过，并进行搜查逮捕，一度还包围了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四大百货公司。日本兵折腾到晚上9时，才灰溜溜撤去封锁，接受这一丢人的事实。

1938年，孙亚星到汉口和戴笠取得了联系，当年4月，又回到上海从事锄奸活动。

为参与七七事变周年的上海暴动，江海生和孙亚星联系上之后，被分在第二行动组。7月6日下午4点，孙亚星和江海生等行动人员在法国公园聚会(按：法国公园即如今复兴公园)，向下属布置了任务。晚上8点他们离开公园，在一个饭店租了房间玩了一夜麻将。凌晨4点半，他们出发参与了暴动。其他的人都很顺利，只有江海生出事，他在早上5点20分，乘坐黄包车前往执行地点时，在路上被巡捕连人带手榴弹一起截获。

由于公共租界屈服于日本人的军事压力，江海生被拘押的第二天，工部局警务处的巡捕将江海生带过了外白渡桥，引渡给了以百老汇大厦为据点的日本宪兵队。

尽管在汉口的国民政府向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提交了一份正式的抗议书，指出他们的引渡行为违背了上海临时法院协定，但是工部局警务处在此后仍然不断将他们抓获的抗日志士，交给外白渡桥另一边的日本宪兵。

江海生遇难。

从此，有人将外白渡桥比喻成叹息桥。叹息桥原本是威尼斯通向多吉宫和国家监狱行刑场的一座桥。过了外白渡桥就是日军控制的“歹土”，外白渡桥成了通往地狱之桥。

发生在1938年的抗日战争七七事变周年纪念日的上海大暴动，出其不意，声势浩大。对日本人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

七七事变周年大暴动刚落幕，八一三抗战周年纪念日又掀起了大暴动。

为预防八一三的第二次暴动，敌伪们已实行了戒严。

1938年8月8日，伪上海市政公署警察局长卢英就发文批准在上海实行戒严宵禁。从文中可见日伪当局惶恐不安的心理。

注意，这个上海市伪警察局局长卢英是个流氓和汉奸。他原本是充当巡捕房的侦缉。上海一沦陷，他就附日当汉奸。在梁鸿志的伪政权下，他出任伪上海市政公署警察局长，充当日本侵略军的打手，镇压抗日活动。汪精卫发表《艳电》后，已经投倭当汉奸的卢英率先响应，声称率5000名“党员”投入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后来汪精卫还想提名他充当汪党中央委员。因汉奸名声太臭，受到一批自以为“不太臭”的汪党其他汉奸成员反对，卢英改任汪党中央候补委员。这是后话。

可是，敌伪警察局长卢英的戒严宵禁一点也没起到作用。

1938年8月13日，上海八一三抗战周年纪念日，又一场上海大暴动发生了。这一次，也是罢市加针对日本军警人员和机构的袭击，行动范围更多地选在了日本人控制的虹口、杨浦等地区及军事要地，特别是攻占了上海虹桥机场这样重要的战略据点。由于七七暴动后，各行动组及时收缩而没遭受损失，机构依然健全，这次暴动的行动方式与前次基本相同。

伪上海警察局长卢英

第一组仍由赵理君负责，爆炸沪西愚园路日本巡捕宿舍﹑澳门路米择洋行﹑劳勃生路日华纱厂﹑戈登路日本棉纺厂，造成倭方很大损失。

第二组由李楚琛负责，分成三路：第一路于13日夜里乘船自苏州河潜入虹口，由广东会馆登陆，冲过麦根路，沿保定路奔袭虹口的日本哨兵。他们用驳壳枪射击和投掷手榴弹的办法，冲过警戒线，击毙日本哨兵两名。日军铁甲车队闻讯赶到，行动队员牺牲二人；第二路于13日夜间潜入杨树浦，分别在汇山码头共盛公司堆栈、眉州路消毒厂、棉花堆栈等处纵火，并击毙日本哨兵数名。又在华盛路和杨树路口击毙日军哨兵三名，割断电话线，还袭击了华德路跑马场日军骑兵队；第三路于13日夜间，由黄浦江泅渡到十六铺上岸，潜入南市。在亲贤里对面日军军营纵火，又袭击日军南桥司令部，击毙哨兵两名，其余人未遇见日军，散发传单。

第三组由于松乔负责，在南市一带活动，分别在汉奸住宅和火神庙日军养马场等地纵火，又在老西门等地投掷炸弹，在江阴街等处悬挂国旗。

这前三组主要是制造声势，扩大影响，并诱导日军分散注意力，掩护对虹桥机场的重点进攻。

第四组由陆俊卿负责。也是本次行动的重点。陆俊卿派两个中队，袭击了虹桥机场，从13日夜里开始，与日军及伪警部队进行激烈的破袭战，日伪遗尸21具后撤离。两个中队人马乘势攻入虹桥机场，悬挂国旗，焚烧滑梯机库等。随后安全撤退。

再次进攻虹桥机场，并一度占领控制它。这对日本侵略军造成极大的心理震撼。

上海的两次大暴动，固然达到了打击敌人，振奋民心的作用。但是由此带来了明显的副作用。在日本军事的压力之下，租界当局更多地屈从了日本人的要求，禁止抗日人员利用租界行动，凡中国人被搜查出武器，就被引渡给日本宪兵队，从而造成抗日志士的牺牲。这给此后中国军民在租界进行的抗日活动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由于遭受1938年两次暴动的打击，日本侵略军到1939年仍然心有余悸。《申报》在1939年8月13日抗战两周年之际，尖锐地揭露了日军的暴行和内心虚懦和恐惧。

当日《申报》的三段报道原文如下：

今日沪战两周年，租界防范愈严密，日便衣队搜查行人。昨日上午六时起，闸北虹口各处日兵，均派出大批便衣队，乔装华人，有穿云纱短衫裤、有穿白短衫裤、有穿长衫、有穿西装者，每队四五人，在杨树浦路、百老汇路、狄恩威路、北四川路、虬江路、苏州河沿河、北苏州路，如见行人认为有可疑之处，即有一人从旁或背后上前将其人拦腰连两手抱住，同时另有数便衣兵则蜂拥而至，出示手枪，施行搜查，如无违禁品，则当场放行。

浦江交通，今日封锁

沪市四郊，日军伪警，连日已加派岗位，增加巡查，以资戒备。关于浦江交通，今日完全封锁，行驶南黄浦、塘口、王家渡、闸港、杜家行、叶树、闵行、洙泾一带之轮只，一律停止，苏州河上游北新泾，虞姬墩一带，水道交通，亦被封锁，任何船只，不得进出，故各内河小轮，一律停驶。

村民三百人被拘捕

又大陆报云，昨晨七时，附有装甲汽车之日兵五十名，包围程家桥居民约五百人。据外人目击者称，开枪射击之后，遭日兵逮捕之居民，包括妇孺在内，不下三百人，并见数华人僵卧血泊中。直至昨日午刻，附近仍（闻）开枪声。昨据未确实消息，该村某屋中被抄出手枪八支，枪弹若干。据外籍观察者与记者称，昨日程家桥之战事，或系日方因星期三日午后日骑兵队四十名在虹桥区遭游击队袭击而施之报复手段，外籍观察家曾见日骑兵疲惫不堪，泥泞满身，拽轻野战炮一门，自虹桥区某地而返，昨日之战事，证实公共租界甚近处有广泛游击队活动之说。此次军事行动中，华人约千人，包括携蔬菜入公共租界之农民在内，均遭日兵扣留。

可见，1938年上海两次大暴动，给日军留下的恐惧心理，一年之后依然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1938年两次大暴动后，上海的地下抵抗力量把袭击常态化，随时发起游击战争。常态化的游击战争是更使日伪胆战心惊的第二种行动。

在军统上海区的配合下，活跃在上海城乡的别动队（就是游击队）在1938年以来，策划过炸仓库，烧机房等等22次造成日本人重大损失的事件。甚至袭击和烧坏日本运输舰“卢山丸”号等许多日军作战船只。

讲这些地下游击小组抗击日伪的事迹，我们还可以在《上海市长宁区地方志》上引出如下一段简短的记载来证实：

民国廿八年(19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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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游击队在虞姬墩附近吴淞江上击沉日本侵略军巡逻艇一艘，日军二十余人全部丧命。

这吴淞江就是苏州河。击沉日本侵略军巡逻艇的地点沪西“虞姬墩”牵涉到一个上海的老地名，这地名出了一个人名，这人名伴随着一段凄美的故事。

虞姬墩的名字使人想起2200年前的绝代佳人虞姬。楚霸王兵败垓下，虞姬在帐前举剑自刎向霸王告别。临死留下“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的千古绝唱。

楚霸王因愧对江东父老，也自刎乌江而没能把自己及虞姬的遗体带回故里，而留在安徽灵璧南的垓下。

苏州河穿过上海市区，舒舒缓缓地向东流淌着。它不仅流淌着上海的变迁，也流淌着那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多少年以前，就在苏州河经过的上海县华清乡附近的河面上，还有一个不起眼的土墩，当地人称其为虞姬墩。据说，虞姬死后，楚霸王手下的江东子弟，将这一不幸消息告诉了虞姬的两个妹妹，姐妹俩听后决心为姐姐报仇，遂举旗起义与刘邦的汉军决战。然而，因势单力薄终于战死在疆场，埋在这个土墩上。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俩姐妹，也为了纪念虞姬，称其为虞姬墩。虞姬虽没有葬在这里，却在故乡留下以她命名的虞姬墩。虞姬故乡就是如今上海的苏州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