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节（第1851-1876行） (38/38)

“神”看样子立了许多，全都用红绸子盖着，粗略地数数，少说也有六七尊、匀称地摆成“一”字形的队列，从一边排到了另一边。这些塑像仅仅占去了屋子的一半，而另一半虽有基座，却无塑像。大家就猜了，苏大脚先前连孙猴子都能列了神位，可见她要做的塑像多着哩，或者只是还没有想好，才留出了这么多的空位。大家猜归猜，但还是想看一看现在已经竖起来的究竟都是哪些神仙。

过了一会儿，外面的鞭炮就响了，地保喊了一声：“揭牌仪式开始！”屋子门口的那个大红门匾便慢慢地被揭了下来。顿时，一行横着排列的“王家堡历史人物纪念馆”几个金色大字出现在人们眼前。揭匾的是地保从县里请来的文化局局长净云天和乡长黄开理。揭完，他们也便随着拥挤的人们抬头往高处瞅，牌匾虽然不是很大，金字在红底子上一亮，还真显得大方气魄，霞光耀眼。

开始，这间屋子的名字不叫“历史人物纪念馆”，而叫“村神供奉屋”，名字是苏大脚用了几个晚上想出来的。苏大脚说：“我这几年慢慢也算明白了，神确实没有，可王家堡祖祖辈辈好人不少，他们才是村里的神哩，得供着，让一代一代人都来学！”地保数说母亲，都啥年代了，咋能老将神挂在嘴上？还是叫“王家堡历史人物纪念馆”好一些，这名儿高雅，既不俗又响亮，能将大家的情感表达出来。儿子说了，母亲也就同意了，后来到村委会上一讨论，大家都赞成，也就定了下来。

揭牌仪式已毕，人们进了屋，苏大脚走在最前面，由她将一尊一尊塑像头顶上覆盖的红绸子慢慢撩开，已经落成的六尊雕像也就先后展现到了人们面前。然而让大家不可思议的是，以前他们看到和听到的塑像大都是穿了古装的，脸面也大致相同；眼前的却全是一个个现代人的模样，穿戴也与现代人差不多。这些雕像的表情非常丰富，虽然都是一副笑脸，却各具情态，各有性格，像活了一般。

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塑像，一下子吸引来了许多村里的人，他们凑过来，细细端详，看着看着就惊讶了，这些人物，不都是些曾经为王家堡立了大功的人吗？比如第一尊，是一个手持长矛的黑脸大汉，他就是一直活在传说中的太平天国时为保卫村子一百多口人而英勇献身的王二汉，他的事迹曾被县里办成了展览，让全县的人去观看，可以说是王家堡几代人的骄傲。第二尊也有来历，他戴着红军的八角帽，很威风地站在一块岩石上。据说是出生在王家堡的一个大人物，叫王起新，曾经在红军队伍里当营长，后来牺牲在长征路上。现在在省城里当厅长的王建国是他的儿子。前两年王建国回了一趟老家，让人将村前的那条路铺了柏油，从此，村里不管下多大的雨也不再泥泞了。这样的先烈，这样的后代，人们怎么可能忘得了……

让大家更为惊讶的是最后一尊塑像，她是个女人，模样还很俊，脸粉粉的，嘴唇很薄，活脱脱一个美人胚子。人们挤了过去，围着她看。看着看着，就认出来了，说她是谷子。大家的判断几乎不约而同，从站立在人们面前，脸上露着笑容的情态，从齐刷刷盖到耳根且厚厚的头发，人们怎么会不认识她！他们终于从这观看中醒悟过来，也就马上想起了谷子借助神的力量，曾经给王家堡带来的哪怕只有一年半载的安宁。是呀，王家堡确实出过几个让人们能出门炫耀的人物，然而平平常常的谷子却也让村里人放进了这间屋子，这并不是人们不分轻重，确切地说是因为谷子的时代正是人们最难忘的时代，谷子的所作所为是实实在在存在于这块土地上的所作所为。这就又让人们细细地回顾了一遍很久以前。

也就在这个时候，不知是谁突发奇想，拿来了几张白纸，快快地剪出了一些纸钱，欲在谷子的塑像面前燃烧。地保马上将他们阻止了，说人死了就是死了，烧那些东西有啥用，只要把她记在心里，死去的人想得到的也就得到了。大家想想也是，他们站在塑像面前，也就觉得谷子又回到村子里，成了他们之中的一员。

后来的许多年里，只要逢年过节，王家堡的人总会走到有点土气的自家的这座纪念馆里去，去了就将年轻人不知道的故事讲给他们听，讲完了告诫说，王家堡的历史，其实是一部心酸的历史，也是一部奋争的历史，我们虽然不能沉重地老背负着它，却不能忘记它！因此村里也就有了一个规矩，谁家的孩子考上大学，村里的什么人要到外面去干事，都要到这里来，对着不断增加的塑像深深地鞠一个躬。

最后要提及的是，苏大脚通过当队长的儿子地保，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之后，第二天就病倒了，天助与地保都主张送到县里的医院去，苏大脚却不愿意，说她不是病，是累了，她只是想躺下来休息休息。谁知到了下午就咽了气。她咽气的时候，脸上挂着笑容，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看到了。

后记

当我最终将手中的这部书稿慢慢放下，时令已经到了2010年的初秋，它离我动笔写这部小说已足足过去了五年。五年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它完全可以让我满头的黑发突然对着岁月的无情纷纷落雪，让我寄存在年轮中的经历再拧出一滩苦水，也可以将有意义或者没有意义的生活碎片统统收割，在心室的某一个角落小心地垒积成时时反刍的记忆。

但它们却都不能阻挡了我的兴奋。我终于又一次看到了劳作在忙碌之后留在精神土壤里的那棵树又一次伸枝长叶，它们没有超出我真实的感受，而只在画卷一般摆开的陶醉里放了些带糖的东西，让我在回味的一瞬最终尝出了它的甜。这并不仅仅是刻意的操持兑换来的一点可怜的收获，也不能算时间被煎熬之后行走在风中的某种炫耀。它属于灵魂的事情。它借用的不是传说，不是故事，而是血液的流淌。这种切入生命肌肤的体验里除了成长也有锤炼，除了呵护更有关爱，因此我的血也就沸腾了，变成了攀援的理念，对着头颅以及高过头颅的一个地方一路而去。

我要说的是我一直对故乡怀了极大的敬畏，我记住了它身上的每一块伤疤，咀嚼着村子里所有的习俗与美德送给我的营养，体会着一张张笑脸和一幢幢屋舍饱含的温情……然而现实却将我们隔离了将近三十年。三十年里，复杂的心理折磨让我在一声声撕肝裂肺的呼唤之际又遮遮掩掩地将一些七零八落的时间丢失。我知道凡是能够既成的事实都会有一个自圆其说的理由，我为这样的“理由”苦恼了许多年，到了现在我终于可以告慰自己，是一部重现记忆的小说将我与故乡的距离拉近，让我的心紧紧地依附了它，真实地感受到了早就积淀在心窝里到现在依然没有变化的那种别样的温情。它让我流下了几滴属于激动也属于伤感的眼泪。这或者就是我要写这部小说的动机和理由。也正是这个为我故乡镀了金的动机和理由为我小说的诞生铺就了一条窄窄的路。

尽管我真实的故乡并不等于小说里的王家堡。

我用了几年时间细细梳理着留在我意识里的许多乱麻一样的东西，终于发现，在我受苦受难的日子里，故乡的一草一木也在受苦受难，它们全都跌进了深渊，在渺茫的岁月里无奈地徘徊，在痛苦的呼喊中拼命地挣扎。我们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的夹缝里丢失了信仰、志趣和美好，失去了亲和、博爱与互助，没有选择、无法避免地像风一样飘浮在不知去向的荒郊野外。

然而人总是要生存下去的，这是人类最基本的也是最伟大的一个本能，正是这种在血色生命中始终颤动的生存，将王家堡的人们从低级的理想倾向推到了追随“神”的地步。事实是，神性的实质从来都将心灵的内在关怀看得比外在生活更重要，由此而派生出的绝对价值也就成了一种必然的假设。正如施勒格尔所说，“神我们是看不见的，然而我们处处都看见神一样的东西，而且最先、最重要的，是在明智人的心中……”也就是说，明朗的现实总要变得朦胧，而不明朗的神性却会一点一点在丰满的形象中得以呈现，最终用了儿童一般的目光去窥看现实，窥看世界。它企求的不是要找出现实中某种客观规律，而是要制造一种幻境，一种外观，甚至一种假象。这是小说中王家堡人为自己的生活寻找的全部意义，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唯独可以得到抚慰的本相依据。

于是，鬼、人、神三种概念交织在一起，既是对朦胧和明晰的一种界定，也是对堕落与升华在艺术中的颠簸进行的褒贬。人在这里是具象的，而鬼与神就不一样了，它们分别承载了不同的假设：坏与好，错误与正确，邪恶与善良等等。而最重要的关照却在于对精神与肉体、爱怜与憎恶的解析——我一直都想靠近小说写作上从一般故事的叙述上升到灵魂高度的那种抒写和解构，并力图将总也不愿舍弃的物质元素与贯穿于人生整个过程的精神需求有机地链接成一个新的纽带，让假设中的真实重新走向灵魂的自由。

向前迈进一步，就会步入被人们赞许和爱戴的神的境界；向后退一步，则会堕入人人唾弃、个个抨击的鬼的魔窟。这种理念的产生正是几千年来俗世间评判善恶的幻象标准，一直到了今天，依然有人或明或暗地遵循着这样的标准，只是没有将虚幻真相化罢了。现实的启示和思考的引领，让我的小说在我自以为客观的思维层面上展现出了它的真实意图：在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日子，灾难不光属于人类，属于一个个辛酸的故事，连假设在幻境里的鬼神都不可能例外！于是，人同鬼神间因此而形成的对立与契合，也就如期被苦苦追寻的本真情感所代替，而作品希图显露出的思想动机也就有了一个贴近人性的渠道，最终促使那些沉沦于奴役之中的非人化境遇很自然地携带了具有冲击力的震颤，从而直达萦绕在思想内核中的根本主题——有限的、夜露销残般的个体生命如何寻得自身的价值意义，如何超逾有情与无情的对立去把握时间在永恒中移动的每一个瞬间。据此，生活现实与理想世界的尖锐对立才有可能凸现出来，艺术在死亡、爱情、安宁等有限的经验中才有可能深刻地去彰显自由、宽容、神性等无限的超验性。

荷尔德林有句名言，他说：“神本是人之尺规……只要良善、纯真尚与人心同在，人便会欣喜地用神性度测自身……”现代世界是一个科学世界，但科学的复位适应的必然是宏大的具有超常魅力的精神领域，而这种复位又不是直接返归，必然要经历一个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就是神性，就是神秘在灵魂里的真实存在。我庆幸生活在《鬼神劫》中的人们，他们一经从简单的故乡概念里冲突出来，便在那个叫做艺术的竞技场上，把各自的经历摆在繁繁乱乱的叙述里，让语言的脚步不懈地追寻更广阔的寓意。

他们真的追寻到了吗？谁都不可能给这个问题一个肯定的答案。原因很简单，渴望是建立在理想之上的，理想的小木屋里打坐着的并不是一堆数字，不可能通过某种简单的相加就能轻松地收获一个个带着露珠的圆满。也不可能让欲望储藏在岁月的米袋里，只要打开口袋的一角就能看到它一粒一粒滚下来。它是依附在经验之中的枷锁，需要打开它的钥匙，需要发出高亢音韵的喉咙唤醒沉睡，需要一把沉重的大锤敲击灵魂……

也就是说，从伤痛中走过来的人，尽管身后过多的是不堪回首，但心智却又不得不让我们定神审视，这是一对物理矛盾，又是一个难得的化学裂变——从感受到顿悟的裂变。我把它拿了起来，我将所有的人和事统统拿了起来，他们就在电脑的键盘上说起话了，一句一句，直到将我说得泪流满面，说得连我自己也走进记忆中，为主人公们出谋划策，然后站在人生的雕塑室里，用心的嗓门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唤出来。他们或者是悲哀的，这正是因为他们仅仅依存了我而没有借助更具艺术感染力的头脑去刻画、去展现，因此也就明显地暴露出了那么点先天不足和蹩脚蹩手。但同时也许他们是幸运的，因为有了我朴素与笨拙的探寻，方才让他们与一个时代站在了一起——尽管真实的故事一旦要重新面对真实，历史和我们都会沉重出一身冷汗，但启示却还是有的：人生将怎样通过超越生命的暂时性而达到不朽？精神将怎样通过超越生存的动物性而亲临神性？这是柏拉图们曾经争论和探讨的问题，也是走了一段“市场经济”之路的新新人类需要应对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这样的谋划和写作过程中，我一直坚持着一个固执的判断：环境可以改变人。我不光在别的小说里进行了这样的探究，在《鬼神劫》里同样没有忽视了这一点。小说所有人物的言谈举止，虽然都与自身的思想素养、个体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大背景下的大环境却没能让任何人逃脱命运的捉弄和左右，他们几乎是在一种不知不觉中将自己抛了出去，将灵魂抛了出去，以致形成了“敌对”的阵营。可一旦环境变了，他们也就如梦初醒，突然发现罪恶和仇恨却原来全都装在一个愚昧的袋子里，只要很快将它撕裂，忠诚也就变成春天的叶子，慢慢地有了生命的血液，有了人与人的亲近。

我就是这么回到了我的故乡。我用了深情的目光和多皱的心灵接纳着曾经被我淡忘了、现今又以赎罪的心态拢在怀里的思念，并一遍遍阅读它，呼唤它。它显然已经回应了，在一个个带了真实感的虚构里，一出现就给文字的队伍挂上了情感的花环；它当然更欢迎我的介入，从开始就接受了一个许久不曾回首，却一刻都没有忘记故乡的游子心里装载着的那份真诚牵挂。

我终于可以将这部作品看成是我的故乡了。我终于可以将故乡看成是我的这部作品了。

这应该就是我不厌其烦地说了这么多话的唯一目的吧。但一个人的创作之路永远都不同于饶有兴致地拉家常，因此也便作罢，放下不属于我的那些奢望，老老实实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样，或者才是灵魂的最好归宿。

作者2010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