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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做了很多新闻策划，比如让西方媒体看日军怎么优待俘虏，如何照顾战地的老百姓等，日军是多么“善良”的王者之师，进而把这些通过欧美记者传播到全世界。

再来看中国。不仅不允许随军采访，还有两个西方记者因为错走到中方阵线，而被砍了头，搞出了一场风波。这样一来，甲午战争中的第三方报道，便完全朝着不利于中国的一方倾斜了。

当时中国自己的媒体表现也很差劲，最主要的是大量的伪造新闻。这根本就不是政府命令的，而是媒体自发的。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大都仅仅把媒体当成政治工具来用，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给公众提供正确信息的渠道。

比如当时中国的不少报刊上说“牙山大胜”，中国军队在朝鲜牙山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其实是一条假新闻。对这一条新闻，英国的路透社没有经过核实，直接就转发了。结果沦为英国媒体行内的一大丑闻，路透社的公众信用也受到了极大的挫伤。

假新闻多了，对中国的外在形象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所以后来当日军在“旅顺大屠杀”的报道出来时，很多外国人根本就不相信，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人假话太多了。

甲午战后李鸿章访问欧美，接受《纽约时报》采访，自豪地说，我们中国也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只讲部分真事。

在甲午战争的过程中，很多日本外交官纷纷写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比如驻美国公使栗野慎一郎，专门组织在美国的日本外交人员和学者写稿，解释日本为什么要这么干；日本代表了文明进步；中国太落后，需要帮助；中国有潜在的威胁等等，这些文章影响了美国舆论，效果很明显。

但在甲午战争期间，西方的《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大报，却没有一篇中国官方或者个人主动提供给美国公众阅读的资料。

甲午战争期间出现了两次大的公关事件，一次是“高升号事件”；一次是“旅顺大屠杀”，日本都成功进行了危机公关，扭转了局势。

“高升号”是战前中国政府往朝鲜增兵时，从英国怡和洋行租借的一艘商船。1894年7月25日，毫无武装的“高升号”在朝鲜丰岛附近海面遭遇日本联合舰队，“高升号”上的中国陆军拒绝投降。

东乡平八郎指挥的吉野舰，先是犹豫要不要打，毕竟“高升号”是英国船，还飘着英国国旗，不少船员也是英国人。最后，东乡还是下令击毁“高升号”，导致当时中国最精锐的一支陆军部队在海上全军覆没。

这个事件发生后，李鸿章认为日本就此得罪了英国，中国将获得一个非常大的同盟者。英国当时确实和中国有频繁的往来，又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英贸易额占到中国进出口额的70%以上。

“高升号事件”后，英国舆论确实一片哗然，军方也要求政府对日本进行军事报复。日本政府非常恐慌，首相伊藤博文得到消息后，把海军部的人叫来痛骂了一顿，但他们也马上启动了紧急公关。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下令外交部的法制局做好应对，这个法制局是专门研究国际法的，当时中国政府的机构序列里却没有这样的设置。在随后英国政府的两次海事听证会上，日本法制局灵活运用国际法，结果占尽了上风。

同时，日本政府命令驻英德公使青木周藏做好公关应对。一是装傻，绝不公布这条船是英国船；二是明确向英国表态，如果查清楚责任在日本海军，日本绝对承担所有的责任，态度看上去非常诚恳。

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堂堂的日本内阁竟然开会讨论如何行贿。日本外交部指示驻英公使青木，向路透社等英国媒体前后行贿了1600英镑左右，根据当时的物价指数，这相当于现在的32万元人民币。

日本经过大量公关，还搞定了英国多名国际法专家，让他们在《泰晤士报》上刊文，为日本辩护。可以说在英国做出最后结论前，日本的媒体攻势已全面展开，在舆论上已经取胜了。

1894年9月，中日海军发生“大东沟海战”，邓世昌就在这场战役中牺牲，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铁甲舰队的大决战。当年11月，英国法院最后裁定，“高升号事件”中日本没有过错，反而要中国政府赔偿英国怡和洋行和英国人民所有的损失。

这个扭曲事实的“高升号事件”判决，也是司法界的一大丑闻，至今还是西方国际法的经典反面案例。

第二次危机是“旅顺大屠杀”。日军于1894年攻陷旅顺，对城内进行了4天3夜的抢劫、屠杀和强奸，死难者多达2万人，只有掩埋尸体的36个中国人幸免于难。这个消息被一个美国记者克里曼在《纽约世界报》上报道了出来。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很多细节都是他当年记录下来的。

日本政府紧急采取对策。首先指责记者的报道是失实的，其次请美国驻日本的公使到中国去现场调查。日本的媒体也开始动员一批西方传媒的从业者，说这个屠杀即便真的发生了，也是对中国军队残害日本战俘的一种报复。

当时日本的传媒也大力将自己描绘成仁义之师，同时宣传清军如何残暴，日军所处决的不是俘虏或平民，而是罪犯。最后美国公使在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认为记者的报道虽然真实，但是“态度过于极端”。

为了挽回公众形象，日本还演了两出“样板戏”：一是在占领威海卫后，给中国的战俘们提供医疗服务，然后释放了他们，全程都在所有随军记者的见证之下。二是把自杀身亡的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的灵柩礼送回中国。

这两件事都做得非常漂亮。甚至被英国国际法专家认为是日本走入“文明国家”的标志之一。

甲午战争日本胜利，中国失败，但中日两国并没有马上进入到仇恨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怪异，也非常令人心痛的现象。

在日本的主动引导下，中日两国甚至进入了一个长达10年的“蜜月期”。

开端是1897年11月，日本参谋次长邀请中国政府派遣军事代表团去观摩日军的演习。到1899年，慈禧太后又派刘学洵携带密电码访问日本，要与日本皇室建立热线联系，探讨中日结盟的可能性。

甲午战后，全球有一个舆论趋势：以德国皇帝和俄国沙皇为代表的欧洲国家提出了“黄祸论”。他们认为，一个已经西化的日本，率领正在崛起的中国，将会产生比成吉思汗更为可怕的影响。德国皇帝还请人作画《黄祸图》，题写了标语：“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

1900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西方列强商量出兵镇压。这时候主要的列强除了俄国之外，都没有足够的军队在中国。英国人便提出请日本派兵，日本人则回应不出兵。理由是他们意识到不能继续刺激西方的“黄祸论”，于是便选择了韬光养晦。

在德国、俄国多次相邀之后，日本才派出了原来驻扎在广岛的、最精锐的主力师团。进入北京城后，很多史料都记载，八国军队当中，日本军队的军纪相对而言是最为严明的。

日本军队进入北京后，还准备了一件最好的“武器”：几万面写着“大日本国顺民”的日本旗，发给家家户户。北京城、包括别的国家的占领区，一夜之间都挂满了小太阳旗！日本人又做了一次成功的公关。

日俄战争临战前，日本得到情报，俄国的媒体策略就是鼓吹欧洲的“黄祸论”，日本就派人到欧洲建立了“媒体战”进攻基地。派去的人叫末松谦澄，他就是“高升号事件”时日本外交部法制局的局长，精通英语和德语。

日本政府派他到欧洲作为媒体战的总指挥，并表态将倾全国之力支持他。当时的内阁会议上具体到讨论什么媒体喜欢什么东西，某个编辑有什么爱好，要给他们送多少钱等。

末松谦澄的任务，一是确保盟友英国完全明白日本的战略意图。英俄不是死敌吗？那好，我们就投其所好，说我们日本在阻挡俄国南下，是为了你们在做事。二是要阻止“黄祸论”再次发生。三是保持中国的中立，不能因为中国的亲日而刺激西方国家的“黄祸论”。四是在西方宣传日本对中国改革的介入及参与，有利于远东的和平与发展。

这当然是不着边际的胡扯。但他们对西方喜欢听什么话，喜欢什么东西，已经做到了心中有数。经过这样的精心准备，日俄战争中，俄国果然没有得到期待中的欧洲“白种兄弟”的支持。在日本人成功引导下，舆论走向了对他们有利的一面。

甲午战争中日本人为什么能够打败中国？除去战场上的争夺，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交战、宣传战、媒体战，在国家战略上把外交和媒体宣传当作投枪匕首来用。

相比之下，当时清政府则太过保守落后，不仅输在了枪杆子上，也输在了笔杆子上，输在了不了解世界上，输在了完全没有现代外交理念上。

1905年在中国领土上爆发的日俄战争，日本同样在舆论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成功地操控了欧洲媒体，进而赢得了胜利。

重新审视甲午战争前后这段谍战和外交的历史，对我们难道不是一个难得的启示吗？

惨案在济南

可杀不可辱的外交官

中日之间的这种既仇视又似乎相互依存的怪异关系发展到了20世纪20年代，有了一个突变。

1928年的“济南惨案”，可以被看作是现代中国和日本展开外交战的开端。尽管这个开端是那么让人扼腕痛惜。

1926年蒋介石率军北伐，先击败了吴佩孚的军队，又开始进击江浙的孙传芳军队。孙传芳军队败走逃离后，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何应钦的第一军进入了南京。部分北伐军进城后，出于对帝国主义的痛恨，对外国领事馆和外国人住宅、教会进行了烧杀和抢劫，杀死英、美、法、意等国6人。日本领事馆的官员也遭中国军人殴打，此后英、美派出军舰对南京进行了炮击，炸死约2000南京居民。

这就是所谓的“南京事件”。

蒋介石1928年1月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后，频频向美国“暗送秋波”，对美、英炮轰南京炸死2000多人的“南京事件”说成是共产党煽动而发生的，理解美、英两国为保护本国侨民，“是不得已开炮轰击”。

这样，蒋介石扫除了他对英、美的外交障碍，“南京事件”的解决，标志着蒋介石政府和美、英的结合。在美国的支持下，1928年4月，国民党开始第二次“北伐”。蒋介石所率的北伐军节节胜利，很快就攻入了山东省。

4月19日，日本的田中内阁派遣第六师团5000人在青岛登陆，经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要地，“保护帝国臣民”。

当时，奉系军阀张宗昌盘踞着济南。张宗昌见蒋介石率北伐军来攻山东，便派参谋长金寿良到青岛请日本快发救兵。日本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中将进占青岛后，正愁没有进兵济南的借口，现在见张宗昌前来搬兵，正所谓“瞌睡时来了枕头”，便一口答应驱赶北伐军，但要求将青岛、济南、龙口、烟台等地都交日军负责“防守”。

张宗昌眼看地盘不保，便全部答应日军的要求。此时，福田彦助又得到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要他抢占济南的训令，于是便于4月25日派先头部队向济南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