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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中国驻美大使馆在给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通报了这一计划，表示“中国政府殷切地希望在形势需要时，美国政府发挥其巨大的影响来帮助实现远东地区的这项国际合作”。

对于中方这一提议，法国外交部向中国驻法国大使顾维钧表示，他们认为中法英合作时机已经成熟，可以进行。但这一次希望能得到美国的合作，否则难有成效。

英国方面则直率地表示，目前远东局势尚未到需要认真研究中国建议的阶段。其时，欧洲风声紧急，德国于3月吞并捷克，加剧了欧洲的紧张局势。英法在此时是不可能再在远东承担任何重大的军事义务的。

由此可见，中国吁请军事合作的要求未能获得预期结果。

纠结的山姆大叔

“要得到尊重，就必须战斗”

毫无疑问，听任日本在中国为所欲为不是英美等列强所心甘情愿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列强对日本的最终的险恶目的、中国的战略地位，以及他们自己在远东的前途的思考逐渐深入，认识逐渐明朗。

从长远的战略利益出发，他们开始对自己国家的无所作为，而一切又任其发展的中立政策提出了怀疑。

早在1937年底，美国的一些外交家和军界人士就对日本在华行动的意图和恶果提出了令人震惊的警告，并由此开始对中国的战略地位进行认真的思考。

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认为，日本的目标在于消灭“西方在中国人中间的一切影响”。他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坚决的对策，否则前面将会有更多的麻烦。

他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如果我要得到尊重，我们就必须准备战斗。”

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上将则指出，中国的命运事关亚洲的未来。如果允许日本征服中国：那就等于放弃亚洲大陆、放弃对太平洋的控制权。亚内尔认为中国是美国在亚洲的防御堡垒，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他在1938年初的一份报告中警告说：

“只是由于中国的抗战挡住了日本军团，他们才没有向加利福尼亚进军。”

亚内尔主张美国应立即着手援助中国，他警告说：“这不仅是为了那些高尚的道义和政治上的缘故，而且也为了有机会进行真正大规模的贸易，因为在这样的援助下形成的稳定局面会带来扩大的市场。如果美国不采取措施阻挡日本，白种人在亚洲就不会有前途了。”

亚内尔的这个报告曾在国务院、白宫班子以及军方高级将领中广为传阅。

来自日本的消息报道，也证实了美国在远东的这些观察家们对日本的判断。日本政府和日本军方的某些人，这时正不断地发出要把英美列强赶出中国的叫嚣。

1938年1月4日，日本内务大臣末次信政在对日本《改造》杂志记者的谈话中宣称：

“远东白色人种的利益在日本面前应当自行让位。中国、满洲国和日本应当建立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联盟……我坚信，黄色人种将获得上帝预先准备授予它的一切，白色人种的霸权即将结束。”

1月下旬，日本同盟社发表了荒木贞夫将军的一篇文章，该文章公然声称，“将来我们会遇到比日中战争和日俄战争更大的困难，但是，通过这些困难，我们将在东方，然后在全世界扩大帝国的权力和制度”。

这些直言不讳的言论无疑让美国人大受刺激，并加深了对日本的认识。

紧接着，日本扩建海军的行动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的戒备之心。

有情报表明，日本正在加紧建造大型海军舰只，其规模超过了1936年达成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1938年2月5日，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奉命询问日本是否愿意保证到1943年1月1日为止，不再建造任何突破《伦敦公约》限制的舰只。

他表示，如果日本不提供这样的保证，我们将认为日本正在建造突破这些限制的舰只，“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将保留行动的完全自由”。

在这前后，英法政府也向日本提出了内容相近的照会。然而日本外相广田在2月12日的答复中，并没有给予他们所要求的保证。于是，在与美国商量后、英法两国也宣布了它将不受条约限制的立场。

战争没有中立

在美国对日本的野心及中国抗日的现实的和潜在的战略意义逐渐认识的同时，与之同等重要的另一个变化是，它对中国的抵抗能力的认识也发生了转变。中国的抗日战争渡过了南京失陷后出现的危机，又能继续在战场上艰难地支撑下去，这让美国再一次对中国刮目相看。

在中日战争刚开始时，许多外国观察家都对中国持悲观态度，他们认为，中国面临的是灭顶之灾，最多两三个月，中国就要完蛋了。

然而战争的发展并未如这些人所料。尽管中国在战争初期遭受了重大损失，但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毕竟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的构想，迫使日本陷入持久消耗战的泥沼之中。

1938年春夏，美国在华军事观察人员陆续向国内发回了消息，这些消息都不同程度地显示出对中国军队战斗力，以及战争发展状况评价的显著变化。如担任罗斯福总统特别信使的卡尔逊在3月31日的报告中，就表示了他对中国军队比较乐观的看法。

他在报告的结论部分指出：“中国军队正飞快地得到改善。中国士兵仍然优于日本士兵，但军官需要参谋业务和指挥方面的训练，他们现在正得到这种训练。”

卡尔逊认为，只要能获得外国的贷款和战争物资，中国的抗战就能够继续进行下去。

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处向美国军方发回的许多报告，也认为战争已处于胶着态势，日本不可能迅速战胜中国，中国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收复失地。

武官处在1938年5月的一份报告中评论说：

“现在中国人似乎在所有的战线上都成功地抑制住了日本人，这不仅是由于中国人已经极大地改进了他们的战术，更因为日本人的扩展已经到了这一点上——他们不能发起一个足以摧毁抵抗的沉重打击，而中国以他们巨大的人力优势能经受得住日本的进攻。他们相信，这只日本苍蝇最终会自己粘在中国人的粘蝇纸上。”

影响美国对华战略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德国在欧洲的积极扩张和日、德、意的靠拢。1938年3月，德国吞并了奥地利，随后又向捷克提出领土要求，表现出一种危险的侵略倾向。在德国调整对华政策，对中国疏远后，德日加快了靠拢的进程，并开始了订立军事同盟的初期谈判。

这样一来，在罗斯福政府对世界局势的考虑中，日本和德国被作为东西方的敌人而联系了起来。美国开始以全新的眼光来看待日本在远东的行为，他们终于意识到，日本不只是一个地区性的不稳定因素，而是与德国和意大利构成了一个对现存世界秩序的全球性威胁。从这一认识出发，中国的战略地位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美国不再把中国仅仅视为一个被侵略的受害者，一个为自身的存亡而战斗的国家，它成了美国借以遏制日本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认识到援华抑日战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美国远东政策的重点开始发生变化，由注重怎样才能最好地避免卷入冲突，转向了在避免冲突的前提下，怎样尽可能地增强中国的抵抗能力。

美国政府的这一态度，首先在是否对中日战争适用中立法的问题上表现出来。美国的孤立主义势力担心，美日在华冲突是否会导致美国全面卷入战争，因而要求对中日战争实施中立法。

于是，罗斯福政府在国会积极活动，反对通过这一提案。

在1938年4月20日的白宫记者招待会上，罗斯福总统反驳了那种认为实施中立法就是中立的观点。

他坦率地指出，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僵硬地执行中立法，“也许意味着一种彻底的非中立”。他承认在中国实际上正进行着战争，每天有成百上千的人死去，但中日还没有断绝外交关系，那就不必把它称为战争。

在解释美国政府为什么对当时正同时进行的西班牙战争和中日战争采取两种不同的对策，即只对前者实施中立法时，罗斯福坦率地说：

“两者情况不同，如对西班牙战争不实行禁运，将有利于佛朗哥，因为他控制着海洋，而如果我宣布中立法适用于中日战争，它将会有利于日本而伤害中国。因而，它是不中立的。”

当时，中国正通过各种渠道在美国采办战争所需物资。在罗斯福政府的努力下，在各界明智人士的支持下，孤立主义者对中日战争实施中立法的企图没有获得成功。

但是，由于中立法的存在及孤立主义势力的影响，罗斯福政府的活动颇受掣肘。在援华和制日两方面，美国最先迈开的是制日的步伐。

因为这更容易找到直接的借口，由于日军在华犯有大量野蛮暴行，美国可以以人道主义为由，对日本从美国的进口进行限制，这就避开了中立法问题。而援华则涉及对中日战争中的一方的倾向性，较易引起复杂的反应。

分两步走的援华

罗斯福在1938年2月会见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时就曾表示，美国政府的第一步办法在于制日，待时机成熟时，将采取第二步的援华办法。

基于战前美日贸易的规模，美国仍是这一时期的日本的最大的物资（包括军事物资）供应国。出于各种原因，在尽力避免引起日本的敌意和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反对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不可能对日本实行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