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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

四、对于世界各国现存之友谊，当益求增进，以扩大对我之同情；

五、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之一切的政治组织，及其对内对外之行为。

这五大原则的核心内容是“外求友，少树敌”，其着眼点正如外交部长王宠惠所说：“对于国际形势，详加考察，对于国际变化，深切注意，多寻与国，减少敌国，其国家与我利害相同者，当与之为友，其国家利害相反者，当使之不至与我为敌。”

中国竭力向国际社会宣传和平不可分割、局部侵略也将危及整个人类的思想。目的就是使这些国家增强危机意识。

1938年2月21日，蒋介石在致世界反侵略和平大会的电文中指出：

“盖中国作战，不独求民族之解放，不独求领土之完整，实亦为全世界各国之共同安全而战也。日本践踏条约如粪土。既保证邻国疆土之完整于先，乃食言兴师任意侵略于后，其毁灭信义，若不加以膺惩，则世界此后所遭逢之浩劫，恐将为人类历史所罕见。”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它的《宣言》中向国际社会发出忠告说：

“世界和平不可分割，一部分之利害，即全体之利害，故每一国家谋世界之安全，即所以谋自国之安全，不可不相与戮力，以至于保障和平，制裁侵略，俾东亚已发之战祸，终于遏止，而世界正在酝酿中之危机，亦予以消弭，此则不唯中国实孚其益，世界和平胥系于此矣。”

7月7日，中国政府在抗战一周年之际发表《告世界友邦书》，进一步明确指出：“和平为不可分，孤立为不能有。日本侵略一日不制止，远东及世界和平即一日不能够维持。”

在对整个国际社会进行一般性呼吁的同时，中国积极展开了对有关国家的重点外交。因为在当时的形势下，诸列强对于远东局势的影响力不是等同的。

基于对各主要国家的整体实力、国际处境及抗战以来对于中日战争的态度的比较分析，中国外交活动的侧重点开始发生变化，从而导致了中国外交方针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调整：对美国的外交取代了对英外交，居于中国外交的首要地位。

自晚清开关以来，英国长期以列强的带头人身份出现在中国。随着英美实力地位的消长，这一状况在战前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但英国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日本也把英国视为阻碍它侵吞中国的头号敌人来对付，甚至声称解决中日问题的地点不是在南京，而是在伦敦。

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曾指出，日本“打仗的目的之一，虽未明说，实际上是要取代英国在中国的势力”。

但实际上英国的国力及欧洲时局的牵制已使英国在远东处于一种虚弱状态，它已经没有能力再高居列强的首席。中日战争的爆发把英国在远东的虚弱一下子暴露了出来。

平心而论，对于日本的侵犯，英国不是不想回击，而是力不从心，它不具备同时应付欧亚两洲危险事态的实力。若干次的交涉活动都表明，没有美国的积极参与，英国不肯也不能有所作为。

英法多次直言不讳地承认美国在远东的影响举足轻重。美国被推上了列强在远东的首席发言人的地位，一举跃居英国之前。

中国政府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变化，自抗战以来已日益重视对美外交，并在1938年中逐步完成了这一转变，最终确立了以对美外交为首要重点的外交方针。

1938年1月1日，蒋介石在给罗斯福的一封信函中，深切表示中国乃至世界各国都对美国寄予厚望。他说：

“此次远东大难之应付，各国均盼望美国之合作，诚以美国政府对于共谋国际和平与安全，向已公认为各国之前驱。”

6月，在对有可能对远东发生影响的英、美、俄等大国作了一番比较分析后，蒋介石得出结论：“唯有美国可能有所作为。”

他感到，“英国老谋深算，说之非易。俄国自有国策，求援无效。唯美为民主舆论之国，较易引起义侠之感。且罗斯福总统确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怀抱。如舆论所向，国会赞同，则总统必能有所作为。”

鉴于此，蒋介石明确地提出了对于列强的方针，“对英美应有积极信赖之方案提出”，“应运用英美之力，以解决中日问题”，“对俄应与之联络”，“对德应不即不离”。

1938年9月，行政院长孔祥熙在致新任驻美大使胡适的电文中明确地指出了美国在列强中的领头地位。孔叮嘱说：

“此次使美，国家前途利害实深，列强唯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

10月1日，中国外交部在给胡适的指示电中，列举了中国政府的若干对美方针，其中之一是“欧战发生，英或倾向于与日妥协，且必需求美国援助，我应与美成立谅解，请美严促英国勿与日本妥协，增我抗日之困难”。

弃英亲美

这表明，中国政府对于英美的观感已经有了明确的区别，它企图借助美国的力量来限制英国可能的妥协。可以说，截至这时，中国对列强的外交中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以美国为主的格局。

当然，中国政府也明白，现在期望美国以强力对抗日本还不是时候。正如胡适1938年10月20日的一份电报所指出的：

“美国舆论必定不容许美国领袖去支持一不公正的和平；而美国以实力主持强制的公正与和平的机会，今日尚非其时。”

他还认为，美国等国实际上都不希望中国与日本妥协言和，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唯有等待时势演变”。

蒋介石在1939年1月也指出，“持久抗战，自会促进国际盟约、九国公约的联合使用……国际形势一定会依着我们抗战与否而发生转变”。

中国政府实行的正是这一战略，坚持抗战，以等待国际形势的有利变化。

它期待着由于日本的不断挑衅，美英等国将走上制日的道路。

1939年2月，日军在海南岛登陆。日本报纸得意地声称，日军此举，切断了新加坡和香港之间的航路，从而使香港作为一个英国海军基地而存在的意义“全部丧失了”。它们还威胁说，如果英国“不及时改变态度，将再受到一次打击而无法恢复过来”。

中国政府认为，日本的这一举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蒋介石称之为“太平洋上的‘九一八’”。

2月21日，蒋介石在对外国记者谈话时预言：“如任其盘踞，吾料不及八月，其设计中之海空军根据地即可初步完成，于是太平洋上之形势必将突然大变。”

为引起英美当局的注意，蒋介石声称日军此举的主要目标在英美而不在中国，它“对于我国抗战并无多大影响，因中日战争之胜败，必取决于大陆上之军事行动。一岛之占领与否，根本无关紧要……此为开战以来，对英法美之最大威胁，此后战局必将急转而下，倭寇狂妄，盖已决心与世界开战矣”。

日军果然志在南进。1939年3月，日本提出对南太平洋大片领土的要求。4月，日本宣布统辖中国南海诸岛。其南进意图十分明显。日本的这一狂妄野心对于促进中国与英美等列强的互相靠拢是有利的。利用日本所造成的这一机会，中国政府在不断向英法美指出日本意在南进的同时，开始提出与英法美进行军事合作的要求。

2月，中国政府向英方提出，以义勇军援助中国抗战以维护东亚共同利益的要求。但英方表示，英国目前注视之重点在欧洲，对于远东问题，只能用外交方式阻止日本的越轨行为，采取军事行动的时机尚未到来。

鉴于如欧洲发生战争，日军有可能乘机侵占法属印度支那，3月，正在法国的驻苏大使杨杰奉命与法方协商在远东进行军事联防的问题。同时，国民政府两广外交特派员与法国驻远东特务机关负责人频繁接触，商洽中法军事合作的具体计划，这一计划得到了印度支那总督的认可。其主要内容有：

1．中国向法国及印度支那提供劳工；

2．法国向中国提供军火、机器与材料；

3．兴筑铁路，加强运输能力；

4．中国参谋部与印支参谋部成立协定，以取得双方军队的合作，采取共同的防御步骤。中方还拟定了中法军事协定的9条原则。

考虑到美国的行动须受中立法的束缚，中国把要求军事合作的重点放在英法身上。4月4日，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中英法军事合作的计划草案，并决定在提交英法的同时，要求美国积极从旁予以协助，以促成英法同意合作。该方案的要点是：

一、中英法之军事及经济合作，应于适当时期，邀请苏联参与，并通知美国，请其作平行行动，以期对敌采取一致步骤，共同维持在远东之权益；

二、参与对日作战各国，不得单独与敌停战或议和；

三、在军事方面中国允许尽量供应兵力、人力及物力，其他各国允许尽量调遣海空军至远东，为共同之作战。其详细计划及实施办法，由参与各国各派军事全权代表一人，商议决定，分别执行；

四、在经济方面，参与各国，允许尽量共同维持各该国法币及商务，并共同对敌实施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