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节（第2201-2250行） (45/98)

等刘戈青伤势稍有好转，李士群便到病房探视：

“刘先生，听到你被打的消息，我很气愤，已经教训过他们，替你出了口气。不过，总待在这种地方，难免会有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我远在上海，也鞭长莫及啊。不如这样，我送你去日本看看，散散心，这对你会有好处的，你意下如何？”

刘戈青知道，关在看守所里绝无逃走的可能，若借机答应去日本，说不定倒有机会。于是，他假装懊悔：

“李先生对我好，我当然知道。这地方也真不是人待的地方，我一天也不愿意待了。我愿意听从李先生的安排，去日本看看。”

不过，刘戈青提出要求，立即释放陆谛。

听到刘戈青的允诺，李士群很高兴，同意释放陆谛，同时亲自交代看守所所长，要好生对待刘先生，不可有丝毫怠慢。他还给了刘戈青一笔钱，让刘戈青缺啥买啥，别委屈自己。李士群迅速返回上海，为刘戈青办理去日本的手续。

刘戈青要去日本“镀金”的消息在看守所中不胫而走。整个看守所上至所长、下至伙夫都知道了，还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个刘戈青是李士群赏识的人。要是他从日本“镀金”回来，说不定会成为李士群的红人。看守所的那些人都一反过去凶神恶煞的样子，拍马溜须还唯恐不及，谁还敢得罪他呢？

看守所把刘戈青的监禁点从牢房转到了福利社，还常常邀他一起外出洗澡、下馆子、上舞厅。每次外出，刘戈青都主动掏钱付账，看守们更是乐得沾光。后来看守们放松了戒备，索性将刘戈青邀出去后，就各玩各的，最后约定一个地方会合，对他毫无防范之心。

尽管如此，刘戈青还是觉得逃走的胜算不大。他觉得，万一半路上有巡警、宪兵盘查，会有麻烦的，想要顺当地逃离，就得弄一张良民证来。

但怎么才能弄到良民证呢？

一天，刘戈青和看守们去逛街。等看守们都进了舞厅，刘戈青就借口说要去理发，独自一人离开了。看到两个伪警迎面而来，刘戈青故意似躲非躲，装出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伪巡警觉得他形迹可疑，就拦住盘查：

“喂！站住，你的良民证呢？”

刘戈青低声嗫嚅道：

“我……我没有良民证。”

“没有良民证？你是干什么的？”

巡警追问。

“我……”

“快说，你是干什么的？”

“我……我在监狱……”

“监狱？逃犯？你是逃犯！”

巡警一下将他抓了起来。刘戈青故意不反抗，也不申辩，任由巡警将他押回警察局。经审讯，警察局给看守所打电话。看守所所长说明刘戈青的来头后，他马上被巡警恭恭敬敬地送回看守所。

那次以后，再有看守带他出去，他总是说不敢去，怕再遇上麻烦。后来，看守们竟然主动给他弄了张良民证，只叮嘱了一句：

“这张良民证只在城里有效，出了城就不管用了。”

刘戈青有了这张良民证，从此就开始盘算如何逃离。但他不清楚下关火车站是个什么情形。正好有一天，一位科长的太太从上海过来，刘戈青参加宴会，还顺道到下关火车站去欢送。于是他摸清了，出城到下关，并无障碍。同时还将火车时刻表和关卡检查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

1940年6月20日，他觉得逃走的机会已经成熟，利用和看守们一起外出洗澡的机会，借口买东西，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看守们洗完澡在约定的地点没等到人，才开始追查，此时他已经到了上海。到上海，刘戈青未敢耽搁，第二天坐船去香港，再飞往重庆。

戴笠见刘戈青脱险，非常高兴，就在曾家岩公馆请他吃饭，亲自听取刘戈青的汇报。汇报完毕，刘戈青表示要给李士群写封信。戴笠同意了。刘戈青当场给李士群去信一封：

士群先生大鉴：

天涯知遇，至感平生。此次匆匆南下，未克趋辕叩辞，至今引以为憾。此举无他，盖大丈夫言必有信，行必有果，是乃南归请罪，静候上级处分。先生爱我，伺国事安宁后，自当图报于他日，盖此并候俪安！

亡友明楚兄遗族，当设法照料，免介。

刘戈青后来被派到缅甸﹑印度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南进，刘戈青又被派到新加坡等地。陆谛在被释放后，辗转到重庆，被吸收入军统，到息烽训练班训练之后，被派到新加坡协助刘戈青工作。1958年，厦门市还住着一位名叫刘建寅的老先生，老刘是统战对象，台盟厦门支部领导成员。老先生是否仅仅是与刘戈青的父亲同名同姓，还是有相同的从台湾回厦门的经历？不得而知。

队友谭宝义和平福昌两人在1939年11月8日，再次被法租界工董局警务处送交日本宪兵队关押。就在刘戈青安全脱险的九天前，两人被日本宪兵队枪杀。

第七章 中统的女特工们

一、中统苏沪区特务纷纷落水

1940年1月15日，大汉奸俞叶封被击毙。

俞叶封原籍浙江杭州，他在上海帮派的地位仅次于杜﹑黄﹑张三大亨。八一三抗战后，俞叶封跟随张啸林投靠日本，为日军收购军需物资，是一个犯有资敌罪的经济汉奸，军统的生死簿上登录着他的名字。1938年6月24日，军统策划了对他的第一次暗杀，但没能成功。特工们不放弃努力，在继续跟踪追击中发现俞叶封有一爱好：听戏。于是，特工们针对这一特点，策划了对他的新的暗杀计划。1940年1月15日晚上8时，在公共租界牛庄路更新舞台的花楼，一位军统特工化装成观众，挨近俞叶封并从腋下伸出手枪，一枪将俞叶封击倒。

俞叶封被送至仁济医院后不治身亡。

虽说地下抗日武装针对张啸林的行动计划履告失败，但能解决掉俞叶封，也总算是有个交代。

针锋相对，76号特务马上实施报复。

1940年2月，沪西中山路边的荒地上，一阵枪响，76号特务林之江又开枪杀了一个人。不过，这次死的是个女人，而且还是个美女。死者叫郑苹如，年仅22岁。

都说郑苹如是中统特务。郑苹如死后本应得到中统方面的高度回应，本应得到赞誉，但结果得到的却是一片沉默。

一个为消灭76号魔鬼而英勇献身的女性，就这样默默地死去了。

这事引发了人们对中统的疑问。

我们回头追述一下上海和江苏的中统机构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被日伪汉奸破坏的情况。

曾经作为党国最大的谍报机构，中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实不足令人恭维。难怪老蒋越来越重视戴笠而渐渐疏远了徐恩曾。

两个特务机构的差异，取决于它们面临抗日战争的爆发而采取的对策的差异。军统利用全国抗战的激情，大量吸收年轻人，到处办训练班，灌输仁智礼信义一套，让这批年轻人以为为党国牺牲就是爱国，虽然其中不乏狡诈的野心家，但他们之中的确有一批敢冒险敢牺牲的有为青年。他们是一支生力军。

而中统却抱着一个臃肿的特务机构。这批特务老辣阴险，组织涣散，机构松懈，彼此钩心斗角，毫无爱国激情。许多人贪生怕死，甚至率先走上卖国求荣的道路。只有几个年轻的成员替他们挽回一些面子。

在1939年，76号的首要分子李士群﹑丁默邨﹑唐惠民﹑茅子明、马啸天﹑杨杰﹑苏成德﹑翦建午和最早与李士群勾结的汪曼云﹑章正范等等无一不是CC派的特务。也就是说，他们就是来自中统。他们本就是中统内部离心离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其中绝大多数甚至是“主动汉奸”。这里讲的“主动汉奸”是指那些不受任何外来威吓的情况下主动进行危害国家、民族的犯罪勾当的汉奸。相对于“主动汉奸”的“被动汉奸”是指意志不坚定者，受不住折磨而屈服当了汉奸的。汉奸同样是可恶的，“主动汉奸”尤其可恨。

我们前面指出过，李士群在1938年秋开始，就陆续把原中统分子唐惠民﹑茅子明、马啸天﹑杨杰﹑翦建午﹑章正范及丁默邨拉进了大西路67号的间谍窝，形成76号的最初班底。此后，由于上海市党部因窃居委员高位的汉奸分子汪曼云﹑蔡洪田﹑黄香谷的叛变而瘫痪，中统上海和江苏的机构遭严重破坏。

1939年夏天，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行动总队队长及中统局苏沪区副区长苏成德又带着手下的三员大将童国忠、潘元恺、刘炳元叛变投敌，进了汉奸特务组织76号，一起做了汉奸。我们已知道，苏成德与李士群都是苏联东方大学的“同志”，他与丁默邨﹑李士群﹑叶吉卿一样都是中共叛徒，他们彼此狼狈为奸就不稀奇了。再说，苏成德可算是李士群的救命恩人，他们自然是“一家亲”。

苏成德向李士群交出了中统局苏沪区的重要线索。76号的马啸天过去也是苏成德的同事，所以李士群招来马啸天，在76号的高洋房会客室共同商议，决定由马啸天配合苏成德，逮捕了苏成德的前任，中统苏沪区副区长胡钧鹤。胡钧鹤，这位原来的团中央书记再次叛变当了汉奸，后来一直是李士群的主要帮手。